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语言文字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成为群体认同的文化基础并发挥了特殊的凝聚作用，被视为现代“民族”进行政治与文化建构的关键要素。确定并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是构建现代国家公民政治认同和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文化基础。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各国政府为了强化全体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各自根据具体国情制定并推行了本国语言政策，这些政策实践中展现的利弊得失，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无论是理解和学习其他文明，还是不断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再认识，语言和语言变迁史分析将始终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我们研究和讨论中国历史，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性质与特征的思考，正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国”，并在近代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艰苦斗争中最终演化成为今天的“中国”。几千年来中原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体系的主脉，它不仅包括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也包括中原周边曾被称为“夷狄”的各群体的传统文明，呈现出动态交融和周期扩展态势的“多元一体”结构性特征。中华文明体系最重要的基本特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并由此产生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地区多样化和对外来文化的罕见包容度。在此基础上，发现中华文明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核心理念及其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之间有本质差异。

语言是人类群体的文化符号和交流工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语言现象开展了大量研究。近代以来，在语言的讨论中普遍出现一些认识误区。把语言作为与群体同生共死的本质特征，造成语言稳定、独立的印象。在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语言和记录语言的文字始终与社会一起变化，需要在社会的发展演变中认识语言的性质。在以社会发展为背景的讨论中发现，语言具有作为传统文化载体与族际交流的双重功能。由于语言是各族群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凝聚象征，语言政策成为多族群国家的敏感议题，各国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普遍出现有争议的“语言统一”与“语言净化”现象。各国为了加强国民文化的政治整合和经济发展，都在逐步推行国家通用语言，而掌握先进科技和引领经济发展的语言工具，是少数族群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之一是对异文化有超强的宽容度和包容力。它对“内”“外”边界的理解，与对“华夏”“蛮夷”概念的理解一样，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和辩证的。中华文明由于在各领域的发展居于前列，所以不仅能够把交流中接触到的异文化转化为与中华文明彼此相容和互补的东西，而且使“边缘地区”群体产生文化“向心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学习中华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多次“蛮夷”“入主中原”并导致改朝换代和皇族族属和姓氏的改变，但是大量史料显示，这些“入主中原”的“蛮夷”从始至终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在统治中原的漫长岁月里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