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文化的传统美学思想研究中，有关艺术表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中西方比较研究学者采用了这样一种做法，即将西方的摹仿与摹仿论跟中国的抒情传统与表现主义手法相比较，构建了一种二元对立范式。这一范式经过进一步阐发，产生了一种在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界拥有众多应和者、并对中西方的文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观点，即：西方文学艺术的主流是写实摹仿为基础的再现传统，而中国文学艺术是以抒情为基础的表现传统。这一观点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其立足的二元对立范式是否能准确反映中西文艺发展的历史？是否能描述中西艺术表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差异？中西有关摹仿与抒情的确切状况究竟怎样？本文从中西传统中选择两组对这些问题曾发表过看法的思想家，结合现代哲学家、理论家和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对他们有关艺术表征的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在重新细读这些理论话语的基础上，审视中西艺术表征理论的异同，并借用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著名的“镜”与“灯”的比喻，提出“镜中灯”这一二元兼容的概念，试图为构建全球性美学的可能性提供一些看法。

小说研究是当前的国际性课题，但是，小说理论的研究一般以西方的概念为指导，使用诸如摹仿说、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基本不关心非西方的小说理论，甚至视不合西方小说理论的创作方法为缺憾。因此，很有必要从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概念性探索，审视其哲学和美学的基础。本文试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从比较的视角关注中西小说的基础性概念问题，从其与哲学的关联之处探索中西小说的美学基础。在将西方小说和中国小说的美学基础予以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小说美学是哲学的诗性表现，在中国传统中，是“道”在语言艺术层面上的诗性表现，在西方传统中是希腊哲学的“理念”及其变体通过摹仿而获得的诗性显现，在两大传统中都是融历史、哲学和诗歌为一体的叙事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