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自兴起以来的几年中已经形成了大致的领域和方向。在汉语哲学的多重意义中，方法论乃是一个核心。作为方法论的汉语哲学揭示了许多先前未被发现和认识的视野和问题。汉语哲学通过分析和比较语言与哲学问题的演化，说明“Being”问题仅是由特定语言形态带出的问题而不具普遍性。通过对人类语言总体趋势和乔姆斯基生成理论的反思，汉语哲学从人类语言共同的分析化趋势和普遍语法，揭示人类共同的心智结构与可传达性的关系。汉语哲学从语言际的理想意义的设想切入语言哲学，分析不同语言在表达世界和事物秩序时的差异，以揭示出人类共同心智结构与认知差异的关系这个未明的哲学问题，亦分析和阐明了与语言秩序对应的三种世界和事物的秩序及其语言际的可传达性的程度。汉语哲学的方法论视角令人认识到：汉语哲学主要关涉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和逻辑等理论哲学的问题以及语言科学与脑科学等问题，而与实践哲学领域无多大干系。同样，汉语哲学与教汉语说哲学或民族性等问题，也没有关系。汉语哲学是一种理论的因而普遍性的哲学研究。

“先验的”（transcendental）和“超验的”（transzendent），以及相应的，“先验性”和“超验性”，乃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组密切关联的概念，对于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工作、性质和目的，尤其他在认识论中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关键的意义。现象学在汉语学界已蔚为显学，不过，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宗旨、核心观念和基本性质方面，依然有待于从基础层面入手进行更为深入、细致和系统的研究和考察。同时，有关这一组术语的汉语对译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汉语现象学研究中的某些理论弱点，分析这些争论有助于揭示这些弱点产生和形成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但是，这个运动的中坚力量缺乏关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充分知识，亦相信认识中国并无必要，而从直觉和经验出发，依照有关西方社会的简单知识，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基本负面的直至全盘否定的判断。这样，他们就在心态上和责任上将中国当作一个与自身无关的他者，由此获得对它进行全面批判和彻底改造的理由和正当性。同时，在方法论和态度上，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问题，采用了乌托邦主义的方案。这样的心态和方法造成了致命的盲区，回避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即新的认同的建立。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任务也就没有最终完成。

汉语−思想秩序乃是当今汉语哲学一个问题丛生、内容丰富且极具基础重要性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展现为富有成效的方法。从此入手并以此为纲对上古汉语思想的重新考察，澄清和追复了上古汉语精神世界及其两大组成部分即神灵系统和心灵系统；通过分析和追溯上古汉语神灵系统核心词语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梳理出相应的观念秩序以及这种秩序的变动，揭示了上古汉语思想的主体结构及其变化大势。顾颉刚否认神灵系统为贯穿上古汉语思想的根本因素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支柱，其原因在于缺乏清楚地认识汉语−思想秩序的约束性的有效方法；余英时对上古汉语人神关系以及“绝地天通”的错误判断，亦缘于其失当的方法和模式无法全面地理解上古汉语的词语−思想−社会秩序的直接关联，无法中肯地把握上古汉语神灵系统和心灵系统的最终指归。

自由始终是相对于自然的一种意识的（或理性的）能力。今天，重新从理性批判的角度来考察和理解自由，已具有了充分的理由和必要的条件。这种考察在认识论上不再把科学认识和自由分割开来，而是把它们看作同一种活动的不同层面；也不再把道德知识与自然认识分割开来，而是把它们看成自由的不同层面。在这里，自由被分类为若干层面乃是因为它们是彼此部分重叠和交叉的，但位于同一个空−时结构。它们可以通过四个不同的维度和范式被理解和认识。意识确实具有这样一些自由的能力，而意识及其自由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它们的不可还原、自主构造、自如决定和想象力。由于物理世界与意识存在着深不可测的解释鸿沟，意识和自由为什么具有这样的能力和特性，迄今无法得到有效和合理的解释。它们巨大的现实力量与其尚无解释之间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照。因此，系统地讨论这些现象，区分它们的不同类型并予以清楚的规定，就是一项具有基础的重要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