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人类学旨在发掘具有范式象征符号的“学科基质”与“有序元素”，逐步形成跨学科新型研究范式。新政治人类学正在经历着自觉认同、共同持有某种“学科基质”的探索性过程，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四”学术框架上，即“学科基质”的“三化”过程（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与“有序元素”的“四要素”组合（权力要素、田野要素、民族志要素、扎根理论要素）的辩证统一上。一是坚守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权力要素——与“人类学政治化”相结合。二是坚守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要素——与“政治学科学化”相结合。三是坚守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志要素——与“政治学科学化”相结合。四是坚守文化人类学中的“扎根理论”要素——与“民族志写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所当然需要纳于政治学视域下展示其内在的理论魅力。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为基础，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学术上仍然呈现出“混沌”现象。因此需要立足于政治学，全面梳理国内外重要研究著述，从哲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验人类学等不同类型归纳分析。源于西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身是一个跨越多种学科的宏大命题，但由于各个学科之间壁垒叠障，各自沿着自身惯性力量迅猛发展，跨学科之间彼此界线鸿沟裂痕仍在加剧扩大，导致该领域至今处于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一题各表的复杂状态。故此，梳理以上传统研究方法上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才能真实有效地将其引入政治学科学化的交叉复合学术境界，并推演出新政治人类学范式下具有中国话语和中国风格的新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扎根理论（GT）是在借鉴“改造”人类学领域田野工作与民族志文本书写等范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并很快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成为相当重要的学术工具。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有了“理论”发现，从而改变了早期人类学研究领域“无理论”的传统。然而，扎根理论（GT）范畴下的“民族志数据”似乎过度依赖量化分析，相当程度上削弱甚至放弃了文化的价值观与人的出发点终极性。其实，最早借鉴人类学并提炼理论成果的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管理学领域著名“霍桑实验”，梅奥与合作者人类学家沃纳鲜明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人类学领域自身也早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自觉开启了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探索，居首位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利奇及其提出的社会制度“钟摆”模式，始终强调“文化情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霍桑实验”与“钟摆”模式都蕴含了当下新政治人类学范式下扎根理论（ET）的质的规定性，是回归“文化”“人”并重塑扎根理论（ET）的逻辑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