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为中国千年政制传统奠定制度根基的西周王制，无法回避最为核心的宗统与君统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有“君宗合一”说与“君宗隔断”说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在严格的意义上，君统的主体是诸侯，而宗统的主体是大夫士，君统与宗统分别针对“国”（政治）与“家”（宗法）的构造。君宗合一说极大地混淆了宗法与政治的分别，不可避免地走向以宗法取代政治的后果。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隔断，只是说二者各有其原则，各有其领域，而不是说二者之间彼此没有关系。“继所自出” 是宗法中极为重要但在20 世纪的宗法研究中却始终被忽视的概念，正是这一概念建立了宗统与君统的关联：无论一个宗法上的系统如何“本支百世”，但通过“祭所自出”而追溯其来源，最终根植于君统：卿大夫大宗起源于公子之“别子为祖”，而别子其所自出则为先君；同样，诸侯始封君作为“大宗”之祖，其所自出则为君统中的先王。宗统得以作为君统的扩展与延续，得以作为君统的分支而被建构。君、王所在系统之尊，与宗法所在系统之卑，始终是一体两面。由此，尊君或尊王，必然是内在于宗法体系的隐秘指向。如此，“继所自出”所彰显的正是宗法深处隐藏着的政治意识。

历史过程的时间性指向一种历史沧桑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常性，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偶然、变易与无序，由此而有在历史中生存的意义焦虑。西方思想将历史无常体验为历史意义的虚无，并通过“普遍历史”构筑的“普遍性”，来抗拒历史的无常。最能体现西方文明性格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由两种传统构成：一是古希腊哲学提供的概念化思想工具，它使得普遍性在语言及其逻辑机制中以概念化运动方式加以建立，这种普遍性意味着脱离质料的形式；二由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保罗传统提供，它意味着隔断一切自然与文明论脉络的超越的普遍性，同时它将历史的意义系之于末世论的未来，这一未来意味着一种在时间之中消解时间—历史而抵达永恒的“特殊时刻”。以上两者结合，形成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中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回应的是“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同时又内在包含着对“历史中的意义”的贬抑，因而它意味着对历史的非历史处理，由此而难以避免历史终结的病理，这一病理最终导致的是历史意识的丧失。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禘本为王者专有祭天之礼，但王肃、赵匡、朱熹等却将之下降为祭祖的宗庙之礼，这就瓦解了禘礼中“以祖配天”的机理，而这一机理正表明天人之际才是禘礼的真正根基。郑玄的禘论则是对以祖配天原则的坚守，只不过其禘论的特色是强调禘即郊天之祭，而所郊者为感生帝，故而在禘论中，天并非直接呈现，而是以感生帝的方式出场。后世因为拒绝感生帝的神话性质而同时拒绝了禘礼中的“以祖配天”，而代之“以祖配祖”，并在祖与远祖之间建立基于血缘的家族论关联，但这已与“以祖配天”中的功德论解释向度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