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增速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进一步加大，在这一背景下，厘清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国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充分发挥地方债务在稳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比较了不同债务与经济增长动态的区域差异。在理论模型部分，本文构建了一个三部门动态博弈模型，并根据地方政府是否受制于债务约束通过数值模拟分别考察了这两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等变量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当政府不受债务约束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政府受制于债务约束时，经济增长率随着政府债务增加而逐渐降低。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尝试估算不同口径下的地方债务量并以此考察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过高的政府隐性债务累积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显性债务对于当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实证分析的结果与理论模型的预测基本吻合。

环保税是雾霾等污染治理中的一大利器，但2018年最新公布的环保税方案，能否有效促进当地的雾霾污染治理及区域间的协同治理等却受到一定质疑。为此，本文通过估算雾霾的主要污染源−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烟粉尘的影子价格来衡量雾霾治理的边际成本，以评估分析中国现有环保税的问题及改革方向。研究发现，中国雾霾污染排放的影子价格自2005年来已持续大幅增长，从而环保税额标准不能简单地“费税平移”，应建立阶段性的提升机制；其中，氮氧化合物的环保税额标准相对二氧化硫和烟粉尘而言严重偏低，作为未来减排重点，应有较大幅度调整。海南、广西等九个省市的当前环保税额标准相对远低于对应的以上三类污染物的影子价格，不利于对当地雾霾污染的有效治理。从污染程度和污染物影子价格的角度，石家庄、太原等多个区域城市群的环保税方案也不利于加强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以长三角区域为例，建议环保税制改革优化的原则为：相对高影子价格的地区都应制定较高的环保税额标准，如合肥等；其中，相对高污染程度的地区应制定较高的环保税额标准，而影子价格较低的地区则应获得适度的经济补偿，如嘉兴等；而相对低污染程度低影子价格的地区则可保持相对较低的环保税额标准，如台州等。以上研究可为中国雾霾协同治理的环保税制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 陈诗一，1970年2月出生，江苏南通人。2003年和2006年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和韩国庆北国立大学，并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上海市领军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风险管理与经济效率分析、能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计量与统计分析等。学术专著先后荣获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荣获首届刘诗白经济学奖。学术论文先后荣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中国软科学专业研究奖、《经济学季刊》年度最佳论文奖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以及省部级研究课题多项，并主持三项上海市“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研究课题。

学界关于中国经济运行特征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国有与非国有部门间存在相当程度的资源误配，然而却鲜有文献更进一步综合考察其对产出、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企业市场进入率的影响。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理论模型数值模拟结果显示：（1）国有与非国有部门间的资源误配引致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市场进入率分别下降43%、19%与65%；（2）扣除市场摩擦效应后，国有与非国有部门间的资源误配净效应仍可解释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市场进入率下降的31%、12%与53%。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70个地级市统计数据的多视角实证分析进一步支持了理论模拟结果。上述结论意味着，中国经济远未达到前沿面，还存在巨大潜力。若在依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路线图、提高国有部门生产效率的同时，通过改革进一步理顺、优化两部门间的资源配置，“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并非不可期。

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劳动力配置乃至城市发展的，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污染与清洁两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表明：（1）在城市内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2）城市之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劳动力配置会产生两种效应，依次为收入降低的“挤出效应”和环境改善的“引入效应”，两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3）考虑到劳动力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增加城市的高技能人才比例，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基于“十一五”减排政策检验了上述理论假说。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通过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吸引劳动力流入，增加城市高技能人才比例，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改善的城市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