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的清代律学史研究呈现明显的“箭垛化”和“晚清化”现象，清代前期、中期的许多重要律学家较少被关注。从大量史料中可以勾稽出沈之奇、洪弘绪、万维翰、许梿、潘骏德等一些被遗忘的清代律学“失踪者”的生平剪影，他们乏人问津是趋热避冷的学术惰性使然，深层原因则是未能摆脱启蒙诉求和现代性范式的窠臼。对精心选择的个别历史人物进行不断“箭垛化”，实质上是对历史记忆进行破坏性的重编和精简；对历史的“记忆＋遗忘”结构保持清醒，才能真正理解学者的生涯命运和学术史的全程图景。

清代官员斌良是一位长期在刑部任郎中、侍郎的诗人，一生写了八千多首日记体诗歌，由其弟辑为《抱冲斋诗集》传世。他的诗中包含不少对刑部工作经历和同僚交游唱酬的描写，可以作为研究刑官职业生涯、追求志趣和日常生活的样本，管窥清代刑事审判机制的运作形态。与此前论者的看法不同，作者认为清代以诗文、经学作为科举选拔的核心，律学受到的重视远不能与诗文相比，因而刑官律学素养的平均水准不宜高估；官员日常公务之后以交游唱酬为主要志趣，生活空间被诗歌、宴饮、书法、金石、收藏、游览、佛道等占据。文章指出，运用特殊样本法证明清代刑部官员律学水平较高是缺乏说服力的，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阳春白雪化”的浪漫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