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这种说法已经延续多年，甚至已被遗忘和超过。它曾经作为一项匆忙的理论讨论，在中国学界并未深入，在文学界则更流于表面。虽然经历过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但中国当代文学依然是以历史叙事为主导、以完整的编年结构体制为框架，在观念上和美学方法上，它还是受到现代性理念的支配。根源则是现代性的事业在中国当代并未完成，不管是在社会现实层面，还是在思想方法或美学想象方面，都属于现代性的体制。一方面，历史与现代性走到尽头；另一方面，文学在着力体味和表现这样的尽头时获得自己的时代坚实性。由此显现出文学的当代性与现代性是如此深地纠结在一起。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今天的文学的当代性如何体现？是在与现代性博弈的语境中展开，还是另拓道路去发现，无疑是需要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

《白鹿原》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迅速被推崇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通常把重建传统文化的肯定性价值与反思20世纪的现代性历史作为《白鹿原》的思想贡献。然而，《白鹿原》还有更为深广的背景容纳文化重建和历史反思，这就使我们考虑引入本雅明和阿多诺的“自然史”的观念来重新解释《白鹿原》，把“自然史”看成这部小说表达的历史、生活存在和生命本体的思想基础。不管是乡村中国面临转型的颓败命运，还是20世纪激进现代性带来的生生死死，都被安放在“自然史”的基础上，从而归属于大地抹去历史之强力。也正为此，这部作品才由内里透射出来强大的史诗性和悲剧感，它也喻示着90年代中国文学重新开始的路径和方式。


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具有中国当代性品格，曾经引起热烈讨论。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理论还有讨论和发掘的价值，那就是在这个理论的难题中梳理其内在逻辑，去阐述理论的内在矛盾关系，使之更具有理论的自洽性，由此也可以解决当代文学理论中始终未被厘清的难题。要在审美的意义上去理解“新理性精神”，也是因为审美的出发点和为着审美的需要，“新理性精神”可以融合感性并形成新的统一体。因此，“审美意涵”构成了“新理性精神”的内在特质，它决定了“新理性精神”具有人文品格、内化的丰富性品格、可共享的交流对话的伦理品格。这充分体现了钱中文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