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有制并不是一种具体的产权安排，将公有制直接落定为集体所有权是特定历史阶段和认识前提下的产物。当前，初建农村集体组织时那种以农村居民的居住地划定集体范围的做法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农村“集体”的再造成为必然趋势。深化改革的核心是实现“集体”及其成员权的现代转型，逐步赋予集体成员退出、重组与再联合的权利。以“三权分置”为中心的土地制度改革为解决集体成员权问题提供了重要窗口，更大改革红利的释放有赖于针对不同类型村庄制定具体的操作性方案。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化问题，后发国家的乡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终极问题”。关于乡村现代化问题，学术史上形成了要素结构变迁论、人地关系中心论和制度结构互动论等三种主要认识范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体制存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一系列特定的政治经济问题。认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逻辑，需要在廓清相关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明确乡村现代化的一般逻辑、门阶条件与政经约束。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形态、土地制度与乡村治理等三个问题具有基础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