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持续增长固然重要，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充分利用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来发挥人力资本外部性和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在城市中的互补性，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是于国于民均至关重要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一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应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实现基础教育资源可随人口流动而携带，同时，多种渠道增加教育资源总量，促进人口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清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陆铭，1973年3月生，籍贯浙江宁波。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2001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和日本一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为《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研究成果获得包括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在内的多个奖项。获得的荣誉包括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

近十年来，全国各地特别是人口流出地，建设了大量新城。新城规划密度低，且远离主城区。本文从城市土地、人口和产业的关系出发，总结了国内新城的建设模式，指出土地利用和人口流动、产业发展方向相背离的新城建设，是新城发展缓慢、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关键因素。有效的城市建设须以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基础，做到土地利用配合人口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同时注重新城之间的有效分工和产业联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大城市和都市圈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高效城市体系。

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出现的“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现象，是由于农均耕地面积过小引起的规模经营不足。这背后，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化滞后以及针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同时，政府大力补贴农业和农村，提高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机会成本，导致土地流转率不足，进一步阻碍规模经营。通过国际比较，我们认为规模化农场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而小农经济现代化的成本较高。研究还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农业劳动力转移适应农业产出比重下降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农均在（可）耕地，它对农均粮食净出口存在显著正效应。反事实分析说明，若中国2011年的农业就业比重能和产出比重相适应（即消除城乡间劳动力流动障碍），则下一年粮食净输入将下降约89%。

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伴随着从计划向市场、从传统向现代、从半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并在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深化改革。但也应看到，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也制约了高质量的发展。以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为目标，中国必须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中国既需要在国内为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凝聚共识，又需要在国际交往中说明中国发展的普遍性原理。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关系到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和收入平等问题。为了有效加强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关政策必须通过提高教育回报来激发教育需求。长期以来，空间因素对教育回报的影响被忽视，教育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错配可能通过降低教育回报而严重抑制农村人口的教育需求。通过总结一系列实证研究，本文说明：农村人口对于教育有潜在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建立在对于教育回报的预期之上；空间资源配置则通过影响教育回报而作用于农村人口的教育需求。为了迈向人力资本大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持续提供优质的劳动力供给，中国必须优化教育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从而提高教育回报，激发农村人口的教育需求。

人力资本越来越向少数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是市场经济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经济的普遍状态。然而,现实中总是存在一些行政性力量想要促使人力资本均衡分布,这些政策的效果能否持续?本文通过研究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均衡政策(即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搬迁”运动)的长期效果,发现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政策在当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在逐渐弱化。改革开放之后,在人力资本存量、地理区位和经济开放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依然回归到历史的起点。本文用历史经验给出答案,背离经济规律的行政性人力资本均衡政策难以继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实现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资源配置机制的互补。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在当前乡村社会仍然在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弊端在逐渐弱化，而其有利的一面依然保持。经济发展进程本身会自动淘汰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糟粕，保留其有利的一面。因此，政府可利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有利的一面，与之良性互动与配合，毋须急于去取代它，但要警惕基层政府的滥权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