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魁阁”社会学家史国衡1940年代在美访学期间的一部未刊稿《个旧矿城》进行了梳理与讨论。史国衡的个旧研究呈现了一个将产业、民情与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进路，通过对个旧锡业兴衰的个案分析，揭示了传统“东方经济”模式的独特特征以及决定中国乡村工业化成败的社会学机制，同时也以个旧经验对现代化理论、人际关系学派等当时美国社会科学主流范式提出了反思。《个旧矿城》与另一部更为人所熟知的著作《昆厂劳工》共同构成了史国衡关于中国工业化研究的姊妹篇，“工业化的社会基础”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线索。对史国衡个旧矿城研究的“再发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工业研究传统，同时也提示我们，当下的乡村工业化乃至乡村振兴仍然需要重视产业的社会基础，处理好经济转型与社会重组之间的辩证关系。

全球化构成了当代艺术市场最基本的处境。作为艺术社会学的一个新兴议题，对艺术市场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表现、机制与后果三个层面。就表现而言，艺术市场的全球化呈现在地域扩张、跨国组织增多、销售渠道变更、买家群体迭代与价格变迁等多个维度。就机制而言，在艺术市场的全球化过程中，画廊、收藏家、策展人、拍卖行等传统市场主体与数据供应商、咨询公司及金融机构等新型市场主体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代表了不同的实践机制。前者发挥了文化中介与价值建构的功能，后者则将艺术价值标准化，由此使得各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可以相互通约。就后果而言，社会学家的研究涵盖了权力与制度双重视角，前者聚焦于各个国家之间原有的“中心−边缘”权力关系是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平等化，后者则关心全球化是否导致了一个统一的全球艺术市场制度与组织模式的形成。对艺术市场全球化的考察一方面有助于理解艺术及艺术界在当下的变迁逻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深化社会学对文化全球化的机理与限制的反思。随着中国艺术市场日益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且在很大程度上为后者所塑造，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全球化境遇及其影响的社会学研究亟待推进。

出于“反市场”“去市场”“学科分工”等倾向，艺术市场研究在新兴的中国艺术社会学中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但是，艺术市场不仅是现代艺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艺术界”的运转中轴，深刻影响和塑造了艺术界的组织结构、权力格局与运作机制，对其展开研究本是艺术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将艺术市场带回中国艺术社会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探索具有社会学学科自觉的独特研究方法、视角与进路，另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经验与实践，把握市场的形成机制、变迁机理与发展特点，同时确立面对社会与艺术本身的总体性问题意识。以艺术市场研究为抓手推动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有助于突破当下艺术社会学研究中所面临的“重思辨轻经验”失衡格局及学科定位较为模糊的双重困境，建构中国艺术社会学的经验品格，推动艺术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且在与相邻学科的比较和对话中明确自身的学科定位，建立属于自己的研究视域和学术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