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儒家经典启蒙教育以《孝经》《论语》为核心，兼及“五经”，后期逐渐重文。其因有二：一是，《孝经》《论语》“五经”是古代帝王、官僚、士大夫治国处事理论大典和行为准则，借以培养文官的必备素养；二是，这些经典被作为科举考试的最主要内容，故唐前期童蒙教育尤其重视上述经典的教育；武则天以后，科举考试逐渐崇文，儒家经典启蒙教育的传统逐渐改变，诗赋教育的比重增加。经典启蒙教育的主要方法不外乎背诵、抄写、教授等，以及惩戒、因势利导等方式，这些童蒙经典教育的导向都是为参加考试服务。

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童蒙教育的源泉和最主要的内容，魏晋南北朝儿童儒家经典的启蒙教育与察举制的变迁紧密相关。本文从察举时代汉代经学的整理、《五经》博士设置、魏晋玄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分裂政局变化等角度探讨该时期经学发展与童蒙教育的关系。笔者认为汉代大致确立了儿童教育以《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为主的格局，南北朝童蒙教育加强了对《五经》的教育，并受玄学一定程度的影响。南朝士族强盛、儒学兴盛，士族之家的儿童修习《五经》的情况较为常见，北朝相较而言，处于劣势，儿童修习《五经》的数量偏少，年龄偏大，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儿童修习《五经》的情况与南北朝《五经》博士设置、家学水平、私人讲学，以及察举制度的选才标准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