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至少带来三个问题:究竟何谓“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何以可能?如何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有三种形态:消极的中国化、必然的中国化、积极的中国化。我们主张和肯定的中国化并不是消极的“走样”,也不是必然的“格义”或“同化”,而是积极的“融合”,即伽达默尔诠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但这是本体论诠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它有四个要点:坚持作品或文本的自立性,强调“多样性的统一”,认为“作品的存在方式就是表现”,视域融合造成了“存在的扩充”。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就是一种“存在的扩充”。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必然经历译介、应用、构建三个阶段。译介是一个不可越过的必经阶段。应用也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最终完成。我们还没有达到构建阶段,但不妨将它设为一个必然会达到的目标。

1949−1989年，中国学者将美学理解为“美的学问”；1990年至今，“审美学”成为最主要的美学理解。近年来，“主体间性”成了中国美学界的一个关键词，或可作为回顾“新时期”美学和展望“新时代”美学的一个瞭望台。在哲学基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现象学的涌入，中国当代美学的主体间性转向已悄然发生。“新时期”以来的重要美学成果如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境界美学、现象学美学，或多或少都有主体间性的因素，为建构真正的主体间性美学预备了砖瓦。在学科性质方面，主体间性美学亦即“作为文化哲学的美学”。对于经历了美学和审美学两大阶段的“新时代”美学，其历史使命，是超越“新时期”的审美学，走向文化哲学。如此既能走出当前审美学停滞不前的困境，又能与世界美学的发展保持同步。

美学应当具有两个维度，即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学和作为生活/文化的美学，或简称为“系统美学”和“审美文化”。系统美学属于“理”的研究，审美文化属于“事”的研究；系统美学的言说方式是美学概念、命题、论证，审美文化的言说方式是审美意识、警句、描述。为美学扩充一个审美文化的维度，就能超越美学的知识论取向，并化解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超越美学的知识论取向，并非否定美学是科学或知识，而是主张美学不必囿限于科学或知识。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学源于西方，作为生活/文化的美学则是非西方文化也拥有的。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应当承认古代中国已有了美学。“中国美学”同“日本美学”一样，通过美学的审美文化之维而获得合法性。“中国美学”也有两个维度，即古代审美文化的维度和现代系统美学的维度，前者无需索要普遍性，后者亦可追求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