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习惯性利益是一种非法的但却得到社会系统支持的利益。从产生来看，习惯性利益的产生主要是利益主体的习惯认知、其他利益主体默认和国家干预力量的缺位三方面因素所导致。在一种“产权的幻觉”下，利益主体长期占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利益主体所享有的利益的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利益主体对该利益的占有又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由此，围绕着习惯性利益的共识逐渐丧失，其他利益主体打破这一不合法利益习惯的愿望日益迫切，社会冲突便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可能的社会冲突，国家必须通过一种积极性的权力干预及时建立起土地利益的法治秩序，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

家国关系是理解20世纪中国基层治理逻辑变迁的重要本土视角。在传统社会，由于家国一体与家国同构，维系家族内部的伦理和结构就是维系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然而，近代以来，面对巨大的民族危机，国家却必须打破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以社会成员的国族意识代替其家族意识，进而汲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随着家国关系由统一走向对立，国家能力实现了增长，但传统乡村以自治与德治为内容的治理模式也被彻底改变。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新时代的乡村治理需要妥善处理好国家能力增长与基层治理活力保持之间的平衡关系，探索基层自治、德治与法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和有效融合机制。

村级组织的土地控制是指村级组织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限制、调整、置换以及消灭，从而实现对该土地支配和使用的过程。由于无法得到正式法的明确承认甚至与土地财产法的主旨和规定相悖离，该制度实践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主要源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治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村级组织对土地的控制不仅是村庄社会自身整合的需要，也能极大地降低国家基层治理的成本——这导致地方政府对该制度形态具有依赖性。但是，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是以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相对弱化为前提，一旦土地利益支撑并放大了土地的权利意识，其必然与村级组织的土地控制发生对冲。在这个意义上，当前部分地权冲突的爆发正是源于以财产权为改革趋向的农地制度与仍然建立在土地控制基础上的村级治理方式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要考虑到土地财产属性增加给村级治理所带来的连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