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场确权存在“纳税控产”和“界址之争”两种形式，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明中后期，赋役改革推动了山区生计模式的多元化转型，并使丁税成为山场的分配依据，山税作为法律凭证。清初摊丁入地后，山场失去分配依据，山林交易和纠纷日益增多。在山林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各家族强化对山场的集体控制，并以界址信息重建山场边界的排他性。这一演变过程的内在逻辑，是从国家赋役体系规制转向市场机制。丁税消失后，山税仅作为产权的法律凭证，而山场交易、家族控产所表达的主要是对经济权利的诉求，这是山场产权制度中法律权利弱化，经济权利凸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