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论题在当代的复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该论题要富有成果地展开，需要做一番返本开新的功夫。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哲学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亚氏在沉思传统中对理论智慧作了经典论述，其中广义和狭义理论智慧并存而偏重狭义。在当代哲学中，柏尔的德性认识论致力于理论智慧的广义理解，冯契的智慧说则在实践转向的背景下着重阐发了狭义理论智慧。在肯定先哲、前辈和时贤思辨成就的前提下，我们试图在两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在后形上学时代，通过哲学的变革，为狭义理论智慧重新定向；其次，勾勒一个风格导向的智慧概念，对包括理论智慧在内的各种智慧形态作出统一阐述。

黄勇良知诠释的独到之处是聚焦于“愿不愿”的问题，即行动的动力问题。他将良知界定为动力之知（knowing to），发前人之所未发，给人很大的启发。但是，这一诠释也存在不少问题。从“knowing that”“knowing how”、道德的能力之知和非道德的能力之知、赖尔和阳明的良知概念、良知之自然性、良知天赋论等六个方面，可对黄勇的良知诠释提出商榷。阳明良知概念的实质是道德的能力之知，即道德德性-实践智慧。良知诠释不必诉诸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之外的第三种知识。

在一般哲学层面上，可将沉思传统视作实践转向的质疑对象。亚里士多德是沉思传统的奠基人，他在古典三项（理论、实践和制作）之间确立了等级秩序，强调理论的至上地位。在历史衍化过程中，三项变为两项（理论和实践），这一重要的概念变迁在中世纪就已完成。对沉思传统的质疑，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开始之前就已全面展开。现代科学的兴起挑战了沉思传统，实验方法所体现的“技艺人的胜利”引发了双重倒转：制作和沉思之倒转，以及制作和实践之倒转。批判哲学强调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实现了实践和理论的倒转。理解实践转向的一种可能方案是：(1)恢复亚氏划分三项的识度，提出“古典三项的转进和重置”的思想主题，在此视角下审视历史，展开古今之辩；(2)区分发生优先性和价值优先性，汲取唯物史观的洞见，强调物质生产（制作活动）在发生上的优先性；(3)主张制作活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在价值上具有平等地位，强调三种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在它们之间相互还原。

亚里士多德在古典三项，即“theoria/sophia”（理论/理论智慧）、“praxis/phronesis”（实践/实践智慧）和“poiesis/techne”（制作/技艺）之间建立起了等级秩序，确立了“theoria/sophia”的至尊地位，亚氏方案堪称沉思传统的典范表述。在《柏拉图的〈智者篇〉》中，围绕着真、存在和时间等关键词，海德格尔对沉思传统作了一番存在论重构。在阐释《存在与时间》如何处理古典三项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倾向，即沃尔皮模型和塔米尼奥模型。前者认为基础存在论颠覆了沉思传统，后者则认为基础存在论延续了沉思传统。在总体思路上，前者是而后者非。根据沃尔皮模型，可以勾勒出海氏方案的基本轮廓。基础存在论之重置古典三项、超克沉思传统，主要体现为两大论旨：一、此在是“praxis/phronesis”的存在论化和彻底化；二、现成在手状态（对应于“theoria/sophia”）导源于上手状态（对应于“poiesis/techne”）。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在效果历史的意义上印证了海氏方案：实践哲学的复兴呼应并深化了论旨一；论旨二激发了研究者会通海氏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