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基督教文学与中国民间教派宝卷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和差别？通过对其流行文本代表作《天路历程》和《龙华宝经》的解读和比较研究，可发现它们在叙事结构和空间形象之隐喻指涉层面的肖似之处和平行现象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文本可替换性。同时，由于二者运用不同的时态语法构建各自文本叙述中的核心拯救事件，故二者的可替换性又是被高度限制的。如果说这种可替换性是晚清大量民间宗教信徒皈依基督教这一“中国基督教跨文化现象”的原因之一，那么，其深层次的不可替换性则亦是构成此现象之复杂性的主要根源。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虽然获得了在中国的合法传教地位，但民众反洋教运动却愈演愈烈，最终在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中达到巅峰。本文基于象征人类学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以义和团为主的反洋教运动中的家国话语及其象征文化结构的分析，从传统乡村社会的家族权力结构、保家意识的正统性转换、民间劫难观的民族主义重构以及家国话语的整合与实施这四个方面,呈现民众反洋教意识之根源及其与民间信仰意识、内涵和仪式等的关联性，揭示清末民间兴起的家国话语背后那股急于宣泄各种矛盾情绪、表达象征权力的群体意识是如何产生、转换、整合并得以具体实施的。
散文诗《复仇（其二）》改写了《福音书》中的耶稣受难叙事，由苦痛身体所言说的“复仇”以及“仇恨”与“悲悯”构成的两极化情感并峙，使这个文本充满多义性甚至歧义性。鲁迅笔下“人之子”的主体情感在受难过程中的悖反性与基督教殉教传统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同时，《复仇（其二）》与鲁迅其他有关“复仇”和“血祭”主题的文本构成了互文性，其关于复仇的身体性书写最终还是因实存身体的匮乏而难以抵达复仇的完成时态。最后，在以身体为镜像所映照出的“和解”与“复仇”的深层次上，透过“人之子”的无名状态，《圣经》文本被引入现代隐喻语境后的意义失落与赋予被呈现了出来。
关键词:
鲁迅《复仇（其二）》｜人之子｜身体｜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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