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本质是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现有收入分配下的总需求吸收不了总供给。危机复苏力量应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看。长期供给方面，革命性的技术进步推动的投资是根本力量，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短期需求调节方面，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改善能从更深层刺激复苏。大萧条时期政策应对存在失误，但人口结构合理，收入分配呈均等化趋势，且有巨大的技术进步，加上战争带来的外部效应和城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黄金增长期。在本次危机中，各国政府应对及时有力，但人口老龄化严峻、技术进步停滞、商业动态下降、收入分配恶化、新兴经济体存在结构和制度问题，复苏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已无法依赖外部需求推动经济扩张，应加快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调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经济增长动力转变，中国房地产价格上升，地方政府债务累积，金融业规模迅速扩张，以银行理财产品、委外投资等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出现，改变了金融系统的结构，降低了金融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加深了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中国式金融扩张的外部表现为高杠杆率，且有自身的结构性特点。中国所特有的预算软约束、国家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等制度上的原因造成了金融资产的价格信号紊乱，为金融业的扩张和风险积累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基于国外房价快速上涨的最新研究文献，通过对美国与欧洲等十余个发达国家自1880−2010年间房价变动规律的描述，从供给和需求角度讨论房价变动与建筑成本变动、土地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可得出结论：房价快速上升并不存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过程，而是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现象。房价快速上升的背后是产业和人口在少数明星城市集聚的结果，体现了现代高科技产业、互联网通信产业以及金融等现代服务产业在大都市集聚能够带来更大效率提升的特征。住房不仅具有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功能，还具有满足人们长期投资和短期投机需求的功能。结合中国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一、二、三、四线城市房价波动的数据，以及中外城市房价上涨与土地收益之间的关系，可揭示出中国房价上涨的内在机制：房价上涨导致的土地收益增加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同时房价上涨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带来了“挤入”“挤出”效应和金融风险的集聚。必须在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上实施房地产市场理性发展的对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表明全球实体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是不可持续的。危机十年，许多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结构性矛盾继续深化，为全球经济前景抹上了一层阴影。伴随世界各国经济复苏陷入踟蹰，全球经济愈发呈现出日本化的特点，长期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成为困惑世界各国政府的难题。在全球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发展瓶颈的分析和前景的研判，全球经济刺激与复苏缓慢的失败之踵在于供给侧结构的恶化、内生需求的不足和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对潜在增长的拖累。为防止经济陷入衰退，相比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全球层面的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要，世界各国政府需要打破政策窠臼，积极谋求政策协调和全球治理，全球经济才有望在跋涉之后迎来新生契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波超级全球化席卷全球。当今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陷入困境。应当如何理解当前的全球化困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变在何处？为此，可以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的综合视角，构建“经济−社会−政治”为一体的、动态演化的框架，以理解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深层次矛盾。近一波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经济力量与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停滞和新兴经济体的赶超，也导致了社会各阶层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发生巨变。全球化中全球经济基础的变化，即全球化中的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变迁与收入分配恶化将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上层建筑：国家的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和经济政策领域主导思想的演变，势必影响其对外战略和政策选择，进而影响本国的经济走向乃至全球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