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著作权争议的背后，不仅有著作权法的问题，还有更深层的法理问题。从文学剧本《红》到电影《红》再到芭蕾舞剧《红》的两次作品演绎，其实是两次形式迥异的“跨界”创作。《著作权法》对“摄制”与“改编”的区分，夸大了剧本及其作者对电影摄制、尤其是对舞剧创作的贡献，客观上严重低估了相关团队无法替代的重大创造和贡献。电影剧本《红》的作者有权依法要求获得回报，但只能是在合乎情理的范围之内。芭蕾舞剧的特点是产权的高度碎片化，如简单套用个人产权/著作权制度，将导致财产无法被有效使用的“反公地悲剧”。借鉴影视作品的产权配置，芭蕾舞剧的著作权应被推定为芭蕾舞剧团所有，同时应考虑豁免因改编作品所需支付给原作者的报酬。本案的法理学意义是提示我们重新认识产权问题，重视产权私有化的边界，避免产权过度细化导致财产的无法“物尽其用”。

在农耕大国的背景下，历史中国产生了以“均平”为代表的有关分配正义的实践与思想。农耕中国的特征，决定了分配正义必须同时考虑“家”（村落）和“国”两种共同体的需求。在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有关土地和赋役的分配，其目标在于既要促成大政治共同体的发生，又要维系村落共同体的稳定和互助。在思想层面，儒家的“不患贫而患不均”注意到分配正义只可能存在于“家”和“国”（而非“天下”）的共同体中，并充分考虑了村落共同体中的分配难题。分析中国传统的分配正义，可以打通中西学术对此话题的交流，也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分配正义实践同样具有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