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承包地的流转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基础，具有土地资本化特征，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植根中国农村集体组织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以系统开放和机会均等的理念在进行农户承包地资本化流转的利益协调时，需要在宏观层面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合理权衡两种土地资本化活动（农用地资本化和非农用的土地资本化），以便在微观层面对农民、村集体和相关企业的行为选择进行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最终实现中国农户承包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短板。作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研究的财政范式、地方发展型政府范式和治理范式等三大主要研究范式，都忽视了发展阶段这一宏观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同，政府的工作重心和行为偏向不同，公共服务供给绩效也不同。通过建构综合发展阶段、政府行为和供给绩效为一体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从中国经济赶超战略阶段、经济增长优先战略阶段到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城乡关系经历着二元结构的形成、固化和消解。与此相应的是，随着政府行为由全能型政府、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变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也在供给方式上呈现出从政府单一供给，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的弱供给，再到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强供给的转变；在供给导向上逐渐呈现出从城市偏向，到城市偏向深化及结构（软硬服务）偏向，再到城乡协调的高质量供给的转变。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需要强化以公共服务促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意识，扭转政府行为偏向，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公共服务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