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科的中国比较文学固然是受欧美比较文学的影响而产生，而作为研究的中国比较文学却有着不同于欧美比较文学的发生与特征，两者的最大差别在于“跨文化”这一要素，这一点在华夏文明融通递嬗的进程之中便可见端倪。佛教的传入及其已经完成的中国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佛经翻译和从中诞生的“格义”之法是中国古代比较文学的重要阶段。基督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到今日仍然还在进行之中，却也发展出了名为“况义”的异质文化交流之道，“格义”“况义”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之原理研究和方法论建构的宝贵资源。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自1978年复兴以来，已经取得了40年的长足进展。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偏失。本文首先结合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史与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新趋势，归纳与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相生相伴的两种不良倾向，那就是影响研究难免影响解读的囿限，造成所谓“影响研究的神话化”，同时注意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美学品格共时研究的平行研究，也因选题随意、不注重可比性原则、失去文学性底线等原因而被“妖魔化”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有被对立起来的趋势。文章进而在梳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两者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对比较文学的几种主要研究类型进行综合论述，重新界定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与“知识装备”两个重要概念；最后则尝试展望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样态与特点，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历经40年跨越式发展，相对于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实践的蓬勃发展，我国学界在比较文学方法论建构上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