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丁玲动荡曲折的一生，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与革命政治最生动的映照。在最后的遗作中，丁玲所回忆的那些历史上的“忠臣烈女”的故事，已成为她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并终将缠绕她的一生。对新女性来说，“忠贞”与其说是一种否定，不如说是一种解放。丁玲在礼教意义上拒绝烈女，在政治意义上认同烈女，在一种矛盾而不自觉的双重态度中，最终走向现代的烈士崇拜。在新的意义上，女烈士既是对烈女的超克，也是对烈女无法完全的超克。颂扬烈女不朽的故事，是建立在必死的基础上的。虽然高下不同，颂扬烈女/烈士的生产机制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作为首篇创作谈， 《呐喊·自序》几乎包含着鲁迅所有创作的密码。著名的“幻灯片”事件、“铁屋子”寓言更是被反复挖掘，乃至过度阐释。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经由“回忆”与“忘却”所构建的辩证法及其重塑鲁迅文学的启蒙意义反而不大为人注意。经历十年寂寞，不是时间改变了做梦的人，而是忘却的辩证法在时间之流中重塑了人的梦。“偏苦于不能全忘却”所建构的一种复杂而矛盾的辩证关系与思想空间，重塑了鲁迅的启蒙之梦，也重塑了鲁迅的文艺观与启蒙观。鲁迅对文艺的认知，由“摩罗诗力说”转变为一种“苦闷的象征”；对启蒙的反思，则实现了一种精神优越性的超克。所谓“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的经典史论，就此可以获得更充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