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源于19世纪美国的“门罗主义”，在近代的跨国传播之中基本上被用于“超国家”的区域空间乃至全球空间，然而在近代中国却被广泛转用于“次国家”的省域，生长出了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独特性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在日本“亚洲主义”盛行的舆论环境下，清末的旅日中国精英为“门罗主义”找到了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句式：“××是××人的××”，后者成为“门罗主义”在近代中国得以被运用到超国家、国家和省域各个层面的“中介环节”，进而催生出一种反满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在辛亥革命后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门罗主义”又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与外省势力的话语工具，并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的启动，“门罗主义”日益沦为一个负面的词汇，与军阀割据、封闭自守等负面含义关联在一起，成为中国的国家建设需要克服的障碍。源于美国的“门罗主义”符号跨越大洋，经过不断重新解释，最终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宪制变革进程。

面对后冷战时期单极国际秩序的衰变，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参考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重建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然而，作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作为殖民帝国“大国协调”客体的历史经历，尚未获得充分总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相互之间形成了临时的利益连带关系，进而发展出了驻京公使团会议、“条约网络”与银行团等协调机制。在一战前夕，即便欧洲内部冲突加剧，六大列强在中国仍然通过“大国协调”塑造了辛亥革命的结果，直到一战的爆发带来战前协调机制的衰落。日本利用了一战的时势，在华权势迅速增长。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局部重建了协调机制，然而其内部具有极大的结构性矛盾，英法美等列强未能及时阻止日本侵华步调。然而，殖民帝国之间“大国协调”的破裂，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殖民秩序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旧邦新造”准备了基础条件。以近代中国“大国协调”经历为参照，如何避免历史上旧式“大国协调”阴暗面的重演，将是中国推进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之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主题。

基于“妥协−限权宪法−自由与繁荣”这一联想链条，一些研究者将辛亥革命中的南北妥协、清帝逊位视为一个包含发展出“限权宪法”潜能的政治妥协事件。这一联想机制基于一种良好愿望，但与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脱节。1911−1912年，英、法、美、德、日、俄六强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 “大国协调”是塑造“大妥协”走向的关键性外因：列强拒绝给予深陷财政困境的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任何一方贷款，强调只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才能获得列强的财政支持，并支持袁世凯尽快获得实权。这一协调的制度基础是列强之间在辛亥革命前形成的条约网络与银行团机制。列强的 “大国协调”加速了“大妥协”的达成，这一妥协对于多民族国家保持统一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中包含着的共和政治建设共识极其稀薄；同时，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不断拉大中国国内两大阵营的资源差距，加上国家机器的碎片化带来的困境，使得这场妥协极难产生一些当代论者所期待的“限权宪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