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至德宗年间，河朔藩镇内部以及藩镇之间结成了庞大的婚娅网络，为了降低这一网络对于唐廷的政治影响，德宗将数位公主下嫁给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出现了“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的局面。及至德、顺宗朝，除了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互为姻族以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形态：正在掌权的河朔节度使家族与已经归朝的旧河朔节度使家族联姻，新形态的出现客观上降低了河朔婚娅网络对唐廷的政治威胁。穆宗朝之后，幽州与魏博镇内乱频仍，随着二镇掌权的节度使家族不断更替，河朔节度使家族之间就再难形成稳定的婚娅网络，唐廷也就不再需要以出降公主的方式进行血缘干预。甘露之变的爆发使文宗亟需藩镇的支持，于是唐廷就蹈袭故智将寿安公主下嫁成德镇。公主出降使该镇往后的节度使皆为公主血胤，王氏家族走上了贵族化统治道路，这一点恰恰是幽州、魏博所不具备的，此后河朔三镇的藩镇性格开始分化。

脱胎于天宝十四载的《幸普安郡制》，其颁布的初衷并非是玄宗分割太子亨的权力，而是通过分镇诸王来拱卫皇权，从而抵御叛军、匡扶社稷。永王东进的原因也没有前贤考虑的那么错综，只是由于阿史那承庆攻陷颍川郡，江陵腹地全然暴露在叛军的兵锋之下，永王被迫另寻栖身之所。永王政治悲剧的形成是因为玄、肃宗与永王对于“东进”一事理解上的错位。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前，根本不可能对玄宗的权位构成威胁。而当其御宇之后，玄宗也不能再将其势力复归。玄、肃之争，起于肃宗继位灵武，也终于灵武。故而，一个看似高屋建瓴、论证详实的皇权之争。实际上，完全是当代学者在后见之明视阈驱动之下的学理建构。

恒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李宝臣奚族酋长养子的身份，使得诸多大将麇集于成德镇，进而构成了足以主导藩镇政治走向的将校集团。然而，李宝臣彻底掌握权力之后，就开始用侧近的亲信取代军功的将校，甚至不惜以杀戮的手段消解将校集团，直至建中三年（782），李惟岳捐舍于会府，将校集团也趋于终结。史家自身的政治经验以及有资于治道的治史目的，使得史乘中有意无意地夸大了魏博牙兵作乱的形象。实际上，魏博牙兵经历了从亲卫军到非亲卫军的嬗变，直到乐彦祯主政魏博的时代，牙兵才能真正主导藩镇的命运。嚆矢于至德年间的成德将校集团，其发育是在河朔藩镇半割据时代来临之前，而魏博牙兵真正成为藩镇性格的代表已经到了唐末，二者之间并没有时间的交集，从未共处于同一个时代。长庆年间以后，河朔三镇在藩镇权力结构上逐渐走上分途，成德镇藩帅对于藩镇权力的把控得以加强；幽州镇是牙将发挥主导作用；魏博镇则是牙兵逐渐掌权，控制着藩镇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