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重要作用，不仅得到新制度经济学派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关注，也得到由赫维茨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的重视，其重要性更是被古今中外的实践所印证。基于对赫维茨制度经济思想的诠释，本文的核心论点有三：（1）制度的本质是具有自我实施性的规则或限制，主要用以稳定个体间的信息交换过程，减少其间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激励扭曲，从而达到合意的目标；（2）制度变迁是一个融合了自然演化与人为主动设计元素的叠加过程，制度演化有其客观存在性，但有效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克服和避免人性弱点带来的负面效应，加速其合理化变迁，达到社会既定目标；（3）不同制度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制度交易成本（信息效率）、激励相容性，从而具有不同的制度落地能力，导致不同结果，如不同的资源配置效果。对于正处深化改革、制度转型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了解制度的本质及其变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新的多重下行压力，如何落实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现实课题。从外部看，百年未有变局与世纪新冠疫情交互影响，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从内部看，周期性、政策性、体制性、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尤其是一些政策调整未能把握好时度效，加剧了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困难局面，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协调性、生态性、开放性、共享性也都还有较大欠缺，远未达到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面对这一局面，中国需要同步进行跨周期设计、逆周期调节与改革开放深化，以落实稳中求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稳定经济大局，需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精准和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并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但短期政策应对主要针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压力，应对短期稳中求进问题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更迫切、更重要和更根本的还是要靠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及其治理，并发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倒逼作用和增长红利，从基础性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层面变革入手，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到政策和改革措施制定、执行中去，这是应对预期转弱压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有效对策。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未出现重大好转，其中有疫情和外部经济形势冲击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近些年逐渐积累起来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三大重大变化：（1）中美两国大国战略重大变化；（2）政府监管和政策变化过多、过频、过急、过激；（3）观念性因素和社会舆论导向发生偏差。正确应对这些重大变化，需要回到常识和基准，回到历史、逻辑和实践，需要关于市场经济的再次思想启蒙。无论是稳住经济社会大盘、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关键的是要依靠基石性的好的营商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而不是多变、易变、时刻改变的政府政策。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改革开放以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通过制度固化下来才是提振信心、增加信任、稳定预期的关键，要充分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极度重要性，充分认识社会伦理规范在市场经济中的极度重要性，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持续显著下滑，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互动互补关系，导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内部风险，再加上外部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要走出这样的困境，就需要加强政策协调和结构性改革的相互作用来应对其短期复杂局面，实现向高质量的中长期的发展迈进。这就必须在一个动态联动、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框架之下来考虑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工作，以此扭转经济持续下滑态势，这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体制机制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面对改革发展难题不能仅停留在应该改的层面，更要明确怎么改、谁去改和能将改革举措形成可行方案推行落实下去，这都需要兼顾短期货币、财政政策和宏观谨慎政策调整与中长期结构性体制改革，形成互为支撑，尤其要对金融体制与财政体系（特别是地方财政体系）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打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和地方债务高企的关联困境，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相容，营造为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而良性竞争的局面，将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进一步引向深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和良性发展。

摘 要 改革开放以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目标的逐渐确立，现代经济学在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然而，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于现代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性还存有不少认识误区，亟待厘清。为此，本文主要探讨和阐述了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包括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及其视野下的市场制度，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与要点，以及如何正确看待理解现代经济学等内容。现代经济学由假设、约束条件、分析框架和模型以及若干结论（解释和/或预测）组成，其中一个核心假设是利己性假设，这些结论从假设、约束条件和分析框架及模型中严格导出，因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提供两类理论，一是提供基准点、参照系及明道的基准经济理论，二是提供更贴近现实的实用经济理论，两者相为促进，并且均可用于内在逻辑的推断和预测。市场经济孕育了经济理论，又得益于经济理论的发展。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制度和好的治理只有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互动互促的综合治理框架下才能运作有效。因此，唯有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及其视野之下的市场制度，才能有利于推进中国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真正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

改革开放以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目标的逐渐确立，现代经济学在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然而，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于现代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性还存有不少认识误区，亟待厘清。为此，本文主要探讨和阐述了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包括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及其视野下的市场制度，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与要点，以及如何正确看待理解现代经济学等内容。现代经济学由假设、约束条件、分析框架和模型以及若干结论（解释和/或预测）组成，其中一个核心假设是利己性假设，这些结论从假设、约束条件和分析框架及模型中严格导出，因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提供两类理论，一是提供基准点、参照系及明道的基准经济理论，二是提供更贴近现实的实用经济理论，两者相为促进，并且均可用于内在逻辑的推断和预测。市场经济孕育了经济理论，又得益于经济理论的发展。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制度和好的治理只有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互动互促的综合治理框架下才能运作有效。因此，唯有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及其视野之下的市场制度，才能有利于推进中国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真正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

传统风险厌恶理论在分析和研究最优经济决策问题方面具有较大局限性，在许多情形下，无法对个体的行为决策做出合理的解释。随着风险厌恶理论的不断发展，在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越来越多的研究把更加高阶的风险厌恶行为（特别地，风险厌恶、风险谨慎、风险节制和风险急躁分别对应2 阶、3 阶、4 阶和5 阶风险分摊）纳入到相应的分析框架，不断完善风险厌恶理论的分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传统风险厌恶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经济现实、金融行为和现象。与此同时，在非期望效用分析框架下, 最近发展起来的高阶风险厌恶理论急需实验证据的支撑；反过来，在实证研究中所捕获的实验证据又为高阶风险厌恶理论提供了更加直观的解释。本文主要对当前高阶风险厌恶理论的前沿发展、实验证据以及相关应用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有助于我们对不确定性下风险厌恶领域的前沿发展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