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早期《苏报》及其相关史事，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各种相关记述中，或语焉不详，或言之不确。加之早期《苏报》以及相关史料有很长时间未得到研究者开发利用，因此早期《苏报》的真实面目始终模糊不清。依据早期《苏报》和盛宣怀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考证出《苏报》由日商背景的胡铁梅、生驹悦夫妇于1895年底在上海集资创办。1898年10月，转让给陈范。无论是胡铁梅夫妇主持时期，还是陈范接办之后，《苏报》有两个特色十分凸显：其一，大量转载香港、澳门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的中文报刊，成为国内与前述海外报刊进行新闻信息交流的通道；其二是对中国政治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对戊戌政变、己亥建储以及清末新政等均有跟踪报道，并表现出明确的支持变法维新的立场。尤其是清末新政期间，由关注教育问题进而关注学潮，设“学界风潮”栏目，并日趋激进。《苏报》的表现固然是由于受到晚清时期上海崇尚新事物风气的影响，但是陈范以及汪文溥趋新、趋变的思想也是促成《苏报》言论日趋激进的关键性因素。

关于因苏报案而起的中外交涉，学界的研究揭示，日本的存在感似乎相当弱，而且拖延到最后才明确表态，难免令人产生见风使舵或者是看英国脸色行事的联想。但是通过对日本外务省苏报案档案梳理和研究，发现在苏报案交涉当中，清政府一直把日本作为英国之外最重要的交涉对象，并且在对待引渡章太炎、邹容的问题上，日本也始终都反对引渡。然而出于维持同清政府的邦交和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的考量，在与清政府的单独交涉当中，往往表示不会庇护苏报案犯。在领事团和公使团内部讨论苏报案问题时，则以在请求本国政府的指示为托词，不肯明确表态。但是，不表态并不等于没有态度，反对引渡是日本的基本立场，即认为苏报案是政治案件，章、邹是政治犯。日本在苏报案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反映出与中国具有共同政治文化传统的日本，此时已经以欧美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惯例来处理同中国的外交事务。考察苏报案交涉中的日本，是对苏报案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亦可深化对20世纪初中日关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