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自问世后争议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呈现的是一种丁字形的结构。具体体现在：其第一部与传统的家国叙事传统叠合，第二部则聚焦个体精神叙事。当后者包蕴的精神性叙事渐渐壮大、膨胀，并自成天地后，与专注于世俗世界的叙事模式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原有的以家国命运盛衰荣枯为主轴的叙述框架已无法容纳如此丰富繁杂的主观内容。貌似整全统一的叙述结构产生了断裂，而《财主底儿女们》全书显现的第一部与第二部间的丁字形结构正是这一冲突外显的症候。这两种叙述方式间的断裂，不仅仅是外在叙述形式上的歧异所致，更是不同的文化选择和精神价值取向间的摩擦和冲突。

“成长发展小说”这一独特的体裁产生于18世纪的德语文学。它以个体的成长发展为核心，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生活全景图交织在一起。由于中国缺乏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个体长时期内无法在主流价值序列中占据超越群体的优先地位，这一特性导致了对展现个体心理情感和精神成长发展的轻视。70后作家路内的“追随三部曲”描摹了路小路及其小伙伴曲折的成长历程，与“成长发展小说”的许多特性相吻合。但那些人物的生活貌似丰富，实则单调，一味自我复制，沦为没有真正成长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追随三部曲”只能被视为准“成长发展小说”。这一特性展示了路内在内的众多新生代作家共同的精神征候，而如何摆脱流行的虚无主义价值观的拘囿成了他们呈现新的创作风貌的关键。

葛亮的《朱雀》《北鸢》承袭了《金瓶梅》肇始开启的世情小说的风格，以工笔穷形尽相描摹日常生活的情状，散发着浓酽的古风雅韵。这与1990 年代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更多转向本土资源、寻求文化认同的潮流相吻合。但他这种新古典主义文本在外观形态上颇为逼真，内在的活力与精魂却不可复得。相比之下，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对古典小说的效仿程度远不如葛亮，但它以贯穿三部曲始末的对于乌托邦的追寻串联起陆家一家四代人命运的主线，而与中国百年的宏大历史息息相关。格非在汲取中国古老文化资源的同时，注入了崭新的异质元素，并激活了传统的抒情传统， 创造出了新型的“中国式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