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然科学革命的推进和传统人文领域的式微，精神科学的奠基逐渐被提上日程。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有没有自身的逻辑和方法论？这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哲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并在当今学术语境中依然显示出紧迫性。人文科学最初由维柯奠基，以诗性逻辑阐明人文知识的合法性，却忽略了知识的起源和有效性之区分；狄尔泰通过建构描述心理学和诠释学的方法论，在精神科学的奠基与证成上迈出关键的一步，不过他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认识论的框架；在精神科学的自我确证之路上，伽达默尔接力前行，其哲学诠释学证明了精神科学与理解的本质关系，确立理解的对话结构和精神科学的问答逻辑，由于这种逻辑主要局限于存在论/本体论层面的描述，故而隐含着认识论和实践价值上的相对主义危机。应在更高层面上展望一种存在论和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精神科学的对话逻辑，这种逻辑融合交互性、反思批判性、开放性和伦理性等元素于自身，不仅标识出精神科学的特质，也能为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综合与创新提供助益。

“Auslegung”属于诠释学的核心概念，汉语学界有“解释”和“阐释”不同译名。从现代诠释学创立及至当代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演变，形成“客观义”和“延伸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旨趣。当代方法论诠释学的集大成者贝蒂，致力于廓清“Auslegung”概念的复杂性，重塑其内涵和外延，捍卫解释的客观性要求，使之区别于“思辨的赋义”（spekulative Deutung）。深入考察这一概念的演历、当代方法论诠释学的重塑，及其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之争，对于处理诠释学发展中的种种分歧、汉语学界的不同理解以及译名争议，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