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详细记录了吐谷浑早期的活动范围，《晋书》《魏书》《隋书》等相关记录多来自《宋书》。吐谷浑早期有两次重要却长期被史家所忽视的战略转移。一次是面临西秦威胁，阿豺选择了南下松潘草原，最终慕璝趁西秦灭亡收复了河南故地并占据了洮河流域。此后北魏太武帝对吐谷浑展开大规模围攻、追击，吐谷浑无法在九曲之地立足，只得西迁伏罗川，此为第二次战略转移。伏罗川地连青海湖−祁连山牧场，西迁至此既远离了北魏威胁，更为日后吐谷浑发展成为强大的草原帝国提供了契机。

西汉元始年间树立郊祀之后，北郊祭祀神位多有变化。东汉在西汉基础上略有改动，如引五岳四渎入北郊。中古南北对峙时期，双方郊祀分道扬镳，东晋南朝北郊多是在前代基础上本着实用精神进行“多退少补”，其经学动力不大。与之相对，北朝一系祭地则特崇《周礼》，改革颇大，走上了实践经学的理想主义道路。如北齐方泽主神为昆仑，以“九州”山川从祀方泽，这些皆本诸郑注《周礼》。唐代方丘、神州之祀大体因北朝、隋代礼制而发展，如其配神为男性祖先，此制便源自北周。

《禹贡》不仅是记录上古地理知识的历史文本，更是古人借以认知周围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自汉武帝拓边西北、西南，汉朝开始据《禹贡》雍州、梁州境内三危、弱水、黑水等地名命名中国西北、西南诸山川，其间古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受益于《禹贡》经学知识蕴含的合法性，三危等新立山川未被视作新开辟领土，而是被视作自三代以来就从属于华夏政权的上古山川。与此同时，汉人对“雍州”、“梁州”的地理认知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他们越来越相信凉州河西之地自上古以来就是《禹贡》“雍州”之域。同时面对经秦汉开拓后的益州，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改梁曰益”而已。更有甚者，汉人为塑造益州本属华夏文化圈的意象而强分之以原来对应战国时期魏国分野的星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