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政治的一个标志性特点被很多论者认为是“极化”（polarization），这并没有错，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前提是，极化中的冲突本身并不被美国或西方主流政治理念认为是需要被克服的要素。恰恰相反，冲突经常被认为可以是正面的、有益的，这一点无论从美国政治的制度结构和政治实践，还是从其背后的思想传统中，都可以找到印证。但同时，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冲突的正面效应一般被认为需要有一定条件，无论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联合公共舆论”，还是某种公民宗教，抑或某种对共同体的爱。缺乏这些条件，冲突确实有极大的可能演化为派系恶斗或者政治极化。

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理论中规范性较强的一种，它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指导意义巨大。政治代表机制容易造成公民群体的分隔，使得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协商民主过程这外，这看上去确乎会与协商民主的规范要求相冲突。但如果我们将民主协商看作一个开放、包容的过程的话，代表机制的特殊性及其权威色彩反而会起到十分关键的正面作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很多现有的研究所预设的要复杂得多。然而唯其复杂，这一对关系才生发出民主理论发展的良好契机。

人们经常将权威与自由对立，认为权威是对自由的削弱。我们对权威的这种印象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从所谓“自然状态”出发解释人的自由有很大关系，权威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必要的恶”。但在托克维尔那里，我们却看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自由与权威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以贵族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权威统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自由的保存或确立，革命却很有可能带来新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