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仁，存在以成己安人为仁、以忠恕释仁以及克己复礼为仁三个不同维度，孔子的礼则包含等级名分、伦理规范、礼仪礼节等不同含义。在仁、礼关系上，孔子既“以仁释礼”，也“以礼成仁”，呈现复杂的面相。目前，学术界用“以仁释礼”或“仁本礼用”来理解孔子的仁、礼关系，这是不全面的。《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其中“克己”指克制过度的欲望，“复礼”指复兴礼乐秩序，由于礼乐秩序消除了争夺、混乱，维护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物质财产，所以可称为仁。而礼乐秩序一旦建立起来，人们便会归向、趋向之，也就是归向仁了。该章所论实际是“以礼成仁”，认为好的制度即是仁。它是孔子仁、礼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继承这一思想的是荀子，而非孟子。以往学者将“克己复礼为仁”理解为修身，或者认为恢复周礼，都失之片面。只有从荀学的进路，才有可能对该章做出正确的解读。

孟子的义利之辨因涉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制度的正义性以及生命意义的贞定等问题，具有多个层面和丰富的内涵。第一个层面涉及政治秩序的建构，义先于利，只有建构公正、正义的政治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关系，才能更好地追求利。第二个层面涉及制度的正义性以及利益的分配问题，孟子主张以义为利，认为政治权力应当首先追求义而不应是利，但其所谓义实际又落实为民众的利，认为符合于民众的利才是真正的义。第三个层面则涉及生命意义的问题，在终极的意义上，孟子认为义高于利，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人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如此方可确立生命的意义，显示人之为人的高贵与尊严。

《高宗肜日》的主旨是“儆民”说而不是“敬民”说，强调国君的职责是惩戒、治理民众，要求对所有的先王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反映了殷人对于民众不同于周人的认识。“高宗肜日”并非传统所理解的武丁祭成汤，而是武丁之子祖庚或祖甲祭武丁，其后果是促成了商代的周祭制度。《高宗肜日》虽然记载的是商代的事件，但其著于竹帛则在周初，实际涉及殷周两次性质不同的宗教变革。前者是强化神权，加强对民众的统治，后者则是民的发现，使民作为一种整体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和关注，殷周文化的差异应从这一点来理解。由于记录者将周人的观念、用语带入《高宗肜日》中，后世经学家又“以周释殷”，造成人们对《高宗肜日》的误读。今后的《尚书》研究应重视殷周思想的差异，从后世“以周释殷”的层层累积中，剥离出殷人真实的思想。

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前期）、游齐（中期）、退居兰陵（晚期）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荀子》各篇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记录的是荀子不同时期的看法。其中《礼论》《正名》《性恶》是荀子中期的作品，其特点是提出了性-伪说，不再将知视为性，而是提出了伪，以伪来统一能知和所知，但在认识上又有一个发展过程。《礼论》提出了性朴说，但从语境上看，其性主要是指吉凶忧愉之情以及对亲人的爱，而其所谓伪主要指礼义之节文；《正名》通过对性、伪的两重定义，明确了性、伪的内涵，标志着荀子性-伪说的成熟；《性恶》则利用性-伪说对人性做了探讨和分析，提出了性恶善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