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福柯经由摆脱“利维坦模式”的权力分析类型，而走向关注身体和人口的生命权力，还是阿甘本在一种拓扑结构中安置自然状态与例外状态的关系，以及埃斯波西托转喻医学领域的免疫范畴，而重新阐释“利维坦”运作的内在原则，霍布斯元素都是三者对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与推进的重要环节。分析生命政治学中的霍布斯元素，既可以在思想史的背景中呈现生命政治学在其发端处与近代政治哲学的理论渊源关系，同时又能在生命政治学自身理论推进的意义上呈现其独特的问题域和解释力。

现代性与生命政治统一于对人的存在的重新配置，这一方面体现为服务于资本积累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另一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国家类型即民族国家的内涵规定与治理机制。生命政治的出现，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与国家权力机制的转换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它体现为治理技艺的创新。而生命政治对生命自然性的回归是治理技艺创新的核心内核，同时也暗示着现代性规划的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