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近代“古今中西之争”为思想背景，冯契的智慧说既在一定意义上参与了“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也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形态融入世界哲学之中。通过基于现实基础的智慧追寻，冯契对当代哲学中智慧遗忘与智慧抽象化作了双重扬弃。作为智慧学说的具体化，冯契的广义认识论展现为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的统一。以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为实现转识成智的内在环节，冯契不仅回答了形上智慧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展示了关于智慧如何落实于现实的具体思考。基于自由个性和社会性、理与欲、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统一，冯契沟通了“何为人”与“何为理想之人”，并进一步展开了自由人格的学说。通过名实、心物问题上的论辩，冯契既上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言、意、道之辩，又参与了当代哲学关于语言、意识、存在关系的讨论，后者在更内在的层面展现了世界哲学的视域。

李泽厚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命题，在理论上对相关思想作了重要的推进。第一个命题是：“经验变先验”，其意义在于从类的层面，解决先天（先验）形式的来源问题。但这一命题还要继之以“先验返经验”，即普遍的形式需要返归于个体之中才可能影响个体的具体行为。第二个命题是“历史建理性”，它指出了合理性的形成与历史过程的联系，但这一命题还需要以“理性渗历史”加以补充，后者肯定了理性本身的开放性。第三个命题是“心理成本体”，它肯定了意识和精神可以沉淀下来，成为个体的内在本体，但这一命题还需越出个体之情并以“本体存心理”作补充，后者所肯定的是普遍本体需要进一步融合到个体的心理形式之中，由此为道德行为提供内在的机制。就权利与善的关系而言，权利应包含善的内容，“善”则不仅包括形式层面的价值原则，而且意味着在实质层面使人的存在方式更人性化。在伦理学领域，同时需要区分人生取向与行为的道德意义，并关注法理意识与良知意识的统一。以人的文化精神生活为指向，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包含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切，而在性情之辩上，则需要重新关注“心统性情”说。

礼既与政治、伦理的体制相关，也以当然之则为内容。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考察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首先应当关注其中的规范性观念。作为规范系统，礼属于当然之则，涉及社会领域的不同方面：从日常生活到政治践行，从个体的饮食起居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几乎所有相关事宜，礼都提出了具体的规定。以规范为内容，礼包含目的意蕴，后者又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为前提，与之相联系，礼（规范）既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指向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在这一意义上，“做什么”与“是什么”彼此交融。相应于人的行为（做事）过程，礼同时涉及手段，并以“如何做”为关注之点。从内容看，三礼对“如何做”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呈现的首先是行为的方式、程序。作为行为的规范，礼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其存在关乎多重根据。从根本上说，礼乃是得之现实而又还治现实，其规范作用（当然之义）无法与实然和必然分离，但同时，礼又蕴含人的价值理想，从而有别于单纯的自然法则。礼的不同根据包含着实质的意义，其变通则体现了对规范形式的扬弃。广而言之，作为当然之则的礼难以回避实质与形式之辨。在礼与乐、礼与情、礼与理等关系中，礼的实质之维与形式方面得到具体的彰显。

历史生成于人所作之“事”。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正是在参与多样之“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事”的多样性，则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多方面性。相应于“事”由人“作”，因“事”成“史”同时表现为人创造历史的过程。然而，“事”总是发生于已有的条件之下，“史”同样展开于既定的背景之中，“事”和“史”所涉及的既成前提，具体表现为“势”和“理”，作为“事”和“史”综合背景的“势”与“势”所蕴含的内在法则（“理”），扬弃了“事”和“史”的任意性而使之具有现实的形态。源于人的参与和基于既成的“势”和“理”，构成了“事”和“史”的二重向度。“事”的变动和“史”的衍化，都非仅仅呈现为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包含实质的价值内容。“事”的发生源于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不同的意义上涉及人自身的发展，“史”的衍化则关乎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事”有目的，“史”有方向，“事”无止境，故“史”无终结。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基于所作之“事”而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人如何存在、如何生存，是儒学与实用主义共同关注的问题。儒学要求将天道落实于人的存在过程，实用主义则主张从形而上的超验世界，转向人的生存过程。在关注人之“在”的同时，儒学与实用主义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由理性、精神层面的关注，儒学同时追求以人格提升为指向的完美的生活；由感性、经验的注重，实用主义则更为关切与生物有机体生存相关的有效的生活。人的存在具体展开于多样的情境，但儒学由精神的关切而同时承诺本体及广义之知，实用主义则由本于经验而注目于情境中的特定问题本身，并在将概念工具化的同时趋向于融知于行。生活的完美性和生活的有效性都包含价值内涵，儒学与实用主义由此关注认识的评价之维，但儒学以是非之辩接纳了认知，实用主义则趋向于以评价消解认知。要而言之，儒学与实用主义既展示了相近的哲学旨趣，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进路。

从广义认识论的角度看，以事物自身规定为指向的认知、以确认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内容的评价、以引导人的观念活动和实践活动为旨趣的规范，构成了人类认识的相关方面，认识的具体形态，体现于认知、评价、规范的统一。认知固然离不开感性材料与概念形式，但二者本身又有其现实之源；以所知和能知的互动为背景，认知过程同时涉及本体论或形而上的前提。评价过程所关涉的认识一方面以如其所是地把握事物自身的规定为前提，另一方面又以确立合理的价值观念、认同合理的价值原则为条件。认识的规范性之维则以实然、必然与当然的把握为所以可能的条件。广义认识论视域中认知、评价和规范的相互关联，同时为说明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彼此沟通提供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