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在一千三百多年里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文官制度。由于“怀牒自投”的个体自主，而后有科举选官广及天下所有的读书人；由于“以试为选”用考试平等消解了个体之间的不平等，而后有科举选官的普遍平等和实际平等。与此前的察举相比，这个过程把取士的重心由地方官手里移到了朝廷手里，又夷平了曾经存在的势家和巨族，因此这个过程已直接地促成了士大夫与君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相为依傍。于是而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以及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合一的士大夫政治。由于这种合一，一面是道统所在的文化证明了政治权力的合理和正当；一面又是政治权力不能不受文化的制约而长在道统的规范之下。显见得在历史中国，是文化比政治更稳定和更本质。所以，相比于个体帝王因才识情性的不同而有贤智与黯昧之别，制度化了的文官群体则更加恒定和守常，并因其恒定和守常，实际上更直接地维系了天下的恒定和守常。通观而论一千三百多年里，“以试为选”产出了质地相同的官僚；而明清五百多年里，“以试为选”又以大批成不了进士的举人和成不了举人的秀才，在同一个过程产出了质地相同的地方绅士，而后是东西南北之间，科举制度以文化的统一助成了历史中国的政治统一。

经历19 世纪中叶以降的六十年历史变迁之后，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在极短的时间里改变了两千年中国政治主体的构成，又冲击了两千年中国地方社会的结构。其间同时出现的立咨议局以助成立宪和练新军以集拢兵权，则在一路演变中越出预想，使咸丰、同治两朝十多年内战以来茁长的绅权以及与之相附着的地方意识急剧膨胀为亢张的地方主义；又使内战中下移地方的兵权成为一种既不在朝廷又不归地方的东西。而后是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省自独立的方式非常容易地变瓦解为土崩，促成了后来被称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但省自独立既是一种借助于武力而实现的地方主义，因此由革命造成的民国自始便是一个无从统一的中国。而以武力实现的地方独立在促成革命之后转化为武力的地方割据，又成了共和直面相对和长久相对的困局。武人、政客、官僚、党人都在同造困局，也都同在困局之中而无从脱出。

经历19 世纪中叶以降的六十年历史变迁之后，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在极短的时间里改变了两千年中国政治主体的构成，又冲击了两千年中国地方社会的结构。其间同时出现的立咨议局以助成立宪和练新军以集拢兵权，则在一路演变中越出预想，使咸丰、同治两朝十多年内战以来茁长的绅权以及与之相附着的地方意识急剧膨胀为亢张的地方主义；又使内战中下移地方的兵权成为一种既不在朝廷又不归地方的东西。而后是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省自独立的方式非常容易地变瓦解为土崩，促成了后来被称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但省自独立既是一种借助于武力而实现的地方主义，因此由革命造成的民国自始便是一个无从统一的中国。而以武力实现的地方独立在促成革命之后转化为武力的地方割据，又成了共和直面相对和长久相对的困局。武人、政客、官僚、党人都在同造困局，也都同在困局之中而无从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