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诠释学的发展逻辑上，形而上学传统作为对世界本源的意义统摄，为现象界及其道德秩序的构成设定了先验的终极意义。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所拒斥的标靶，是对源发于巴门尼德“εἶναι”（Sein/存在）的先验意义给予解构。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于《同一与差异》中的多篇文章进一步论述了他的存在论诠释学思想，以深化地讨论“Sein”与“Dasein”（此在）照面意义所界分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海德格尔在翻译巴门尼德那句著名的古希腊文箴言时，把其中的“νοεῖν”德译为“Vernehmen”，并以“Denken”−“思想（思）”作为同位语给予意义的限定性解释，以充分求证了“νοεῖν”“Vernehmen”“Denken”这三个概念在意义上的同一性。国内学者又把“Vernehmen”汉译为“觉知”，而“觉知”则是一个来自佛经《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翻译的汉语译入语概念。事实上，“Vernehmen”与“觉知”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荷载词，后者对前者的翻译是译者在自觉的误译中呈现出意义改写的创造性。需要提醒文学阐释学研究者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所照面的对象，是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具有同一性或差异性的意义，而不是文本，尤其不是文学文本及其审美意义。

杨乃乔，男，1955年生于北京，1988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获文献学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博士学位；1997年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获比较文学博士后资格证书；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去美国、日本、新西兰、加拿大、韩国、德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高校讲学与访学。著有《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2001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学苑出版社2002年）；《比较诗学与跨界立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译著：《后殖民批评》（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主编有《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被教育部选为研究生指定教材，2004年获北京市教委精品教材奖，2006年被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乐黛云教授七十华诞纪念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当代比较文学与方法论建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比较诗学读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中西书局2016年）。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文学评论》与《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五十多篇。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中西艺术理论比较研究、美术批评与当代艺术批评。

美国汉学家韩大伟是一位对西方汉学主义给予隐性颠覆与解构的中西比较经学研究者。在《孔子之口授注经考辨三则》一文中，他提出了“孔子口授注经”这个重要的中国经学诠释学命题。我建议使用“口传注经”这个命题以对“口授注经”取而代之，因为“口传注经”在汉字思维上更切近于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内在学理本质。《公羊传》与《穀梁传》的解经话语是语录体，是中国经学诠释学传统中“口传注经”的历史见证，而唐代经学家啖助也提出了《左传》为“口传注经”的问题。一部《春秋》在“三传”的理解与解释下，左氏、公羊氏与穀梁氏各立门户，师法与家法的分野导致《春秋》正是在三种不同的诠释学系统中越发佚失了文本的原初意义。释经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对“五经”或《十三经》文本其汉字原初意义的还原性诠释，其关涉到历史的建构与解构、承继与颠覆的国族重大意识形态等问题。历史的本体只能是在场的言说，文字书写的历史从未以其符号的固定性记忆有效地拯救过主体在场言说意义的真值性，文字历史永远是被学者以种种书写欲盖弥彰的假象历史。

美国汉学家韩大伟是一位对西方汉学主义给予隐性颠覆与解构的中西比较经学研究者。在《孔子之口授注经考辨三则》一文中，他提出了“孔子口授注经”这个重要的中国经学诠释学命题。我建议使用“口传注经”这个命题以对“口授注经”取而代之，因为“口传注经”在汉字思维上更切近于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内在学理本质。《公羊传》与《穀梁传》的解经话语是语录体，是中国经学诠释学传统中“口传注经”的历史见证，而唐代经学家啖助也提出了《左传》为“口传注经”的问题。一部《春秋》在“三传”的理解与解释下，左氏、公羊氏与穀梁氏各立门户，师法与家法的分野导致《春秋》正是在三种不同的诠释学系统中越发佚失了文本的原初意义。释经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对“五经”或《十三经》文本其汉字原初意义的还原性诠释，其关涉到历史的建构与解构、承继与颠覆的国族重大意识形态等问题。历史的本体只能是在场的言说，文字书写的历史从未以其符号的固定性记忆有效地拯救过主体在场言说意义的真值性，文字历史永远是被学者以种种书写欲盖弥彰的假象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