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瑞二年（310）七月刘渊安排的辅政格局是元熙元年（304）以来汉国权力结构演化的结果。永凤元年（308）刘渊王权转化为皇权意味着屠各刘氏对政权的独占。刘渊的顾命安排旨在维系五部屠各、六夷等诸种势力间的平衡，以及勋贵之间的权力制衡。虽然继位者是武力夺权的刘聪，但他仍然延续了刘渊的辅政格局。一方面通过与刘乂的联盟维系了五部屠各与六夷的合作，一方面又通过尊崇顾命大臣塑造自身的继位合法性。倾覆洛阳后，刘聪于嘉平二年（312）与刘渊的顾命大臣之间进行了广泛的联姻，并让诸子掌管宿卫禁兵及离石、蒲子等旧都，这些举措将刘聪的皇权从屠各刘氏的宗室权力中凸显出来，初步建构起具有专制性的汉国皇权。

勃勃的历史叙事自龙昇（407—413）、凤翔（413—418）年间以来具有一贯性，并非是真兴年间（419—425）国史编撰的结果。勃勃将“大禹之后”的历史认同与“北迁幽朔”的地域认同联结在一起，塑造出与殷周秦汉魏晋并存的“夏后—幽朔”历史脉络，并将二者时间上的并存具象为幽朔与雍豫的空间对立。勃勃借《史记》所述戎夷荒服之“泾北”与岭北在空间上的一致性，以“夏后—幽朔”的历史叙事凝聚人心。又将统万城与岭北与“北迁幽朔”的历史叙事相关联，通过都城建设，赋予其政权超越周汉魏晋的正统性。进占关中后，赫连夏形成了“北京”与“南台”的并立之局，而勃勃仍秉持幽朔与雍豫相对立的史观。二元政治地理格局不仅演化出真兴六年的太子赫连璝之乱，而且削弱了应对北魏等外部势力挑战的能力，与赫连夏的覆亡不无关系。

乐浪、带方二郡弃守于永嘉之乱，并非缘于边疆危机，而是西晋统治秩序崩溃的边疆表现。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仍在当地起着凝聚人心、塑造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作用。除二郡遗民与内地流民以郡县制为组织方式外，百济近肖古王余句亦通过领乐浪太守构建地区领导权，将倭人纳入其所主导的多边关系之中。东晋的天下秩序借由郡县制、都督制而存在。辛卯年东晋封授的辰斯王余晖被杀，继任的阿莘王与倭“和通”，东晋天下秩序短暂退场。义熙年间东晋国势复盛，但重构天下秩序却意在涵盖多边关系，表明东晋由直接统治者向多边关系调解者的身份转变，天下秩序亦由此发生变化。

“韩”作为朝鲜半岛南部族群的共称，是西汉真番郡撤置后遗民与辰国族群融合的产物。马韩通过控制“辰王”选立将脊梁山脉以东的群落纳入“韩人”范围。辰韩将始祖追溯为逃避秦役的流亡者，这一族源叙事源自半岛北部南下移民的历史记忆，是辰韩在两汉时与北方郡县对抗性关系的反映。移民的技术传入使辰韩成为倭、韩地区的冶铁与交易中心。2世纪时弁韩冶铁业的发展挤压了辰韩的铁流通网络，韩、倭政局因此而变。东汉末年带方郡的设置正是为了应对韩濊的挑战。曹魏分割辰韩八国转隶乐浪郡的方案瓦解了韩人臣智与下户间的权力关系，引发韩人叛乱与曹魏“灭韩”之战。此后，“韩”不再作为统一体出现，在百济、新罗的建国运动中，“韩”号不再是族群凝聚、政权建构最有效的政治资源。“韩”号的建构与解构均是以汉魏王朝在半岛上的郡县统治为背景的，乐浪、带方二郡体制崩溃之后，半岛的政权建构进入新的阶段。

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其背景是尉屠睢战败于南越，秦始皇担心会稽越人及东海外越响应南方战局。秦始皇用以控制东南越人的战略是：修通寿春到浙江的水陆交通，在会稽郡内以吴地控制越地；将会稽越人迁徙到余杭一线予以监督，隔断“大越”越人与东海外越的联系；改“大越”为“山阴”，抹灭越人意识。同时，秦始皇还借越人世代奉祀大禹的身份意识，通过祭祀大禹、会稽刻石，在越人的文化传统中阐述皇帝的神圣权威，以此展现其教化权。但是秦始皇的政策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皇帝威仪激发了会稽豪强的政治抱负，东巡会稽也被逆向解读为“东南有天子气”，成为政治动员的资源。秦始皇为控制会稽而征发的“大徭役”也成为会稽豪强控制社会的契机，推翻秦朝的八千江东子弟即肇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