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新年伊始，近年来活跃于批评界的《当代文坛》杂志推出专栏，再度提出“文学性”的问题。张清华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一文中这样开宗明义：“为什么要重提‘文学性研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假命题。什么是文学性研究？世界上有一种纯粹的、有明确界限的、专门意义上的、排他性的文学性研究么？显然没有，如果有的话，至多也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或许文学性研究又是一直存在的−假如它不是被理解得那么绝对的话。从来没有消失过，又何谈‘重提’？”①这里的表述小心而谨慎，尚没有高调亮出新的理论宣言，就首先重述了二十年前那场“文学性”讨论的许多重要议题：究竟有没有纯粹的文学性？旧话重提理由何在？能不能真正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这种小心翼翼的立论似乎在提醒我们，那场出现很早、持续时间不短的讨论其实余波未平，其中涉及的一系列关键性的命题−如文学性的含义、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突破文学性研究的学术价值等等都对学界有过重大的冲击，并且至今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新的讨论就得小心谨慎、周密稳妥。在我看来，今天的文学性讨论，的确应该也有可能接受多年来相关探索的实际成果，将各种方向的思考纳入我们的最新建构，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于文学与文学性的理解，特别是要揭示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历史真相。

当代中国批评界对权力/话语关系的阐发实际上完成了“由微转宏”的转换，探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政治权力与语言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政治权力造成了文学话语的暴力性，也形成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话语逻辑。当然，反抗性话语也始终存在，并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特殊的修辞。五四白话的推行是现代知识分子反抗政治强权话语的最显赫的成果，对这一历史运动冠以“文化霸权”的批评不仅严重脱离事实，而且本身也是对话语/权力概念的最大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