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转型，而理解把握这一总体性转型需要拓展到中国制度的公共性目标，深入阐释党、人民、国家与公共性的结构关系。在梳理相关理论范式基础上，可以发现，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公共性，经由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实践发展出的社会主义新公共性，基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融合，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以革命政党为领导核心实现了人民联合与社会团结，以所有人共有共享发展成果超越个体“偶然性”支配：通过依托于党以群众路线构建起基础性社会联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妥善协调秩序与活力的关系，推动国家与人民相互交融、互促互馈互进，以协商实践和民主集中促进社会团结。可以说，新公共性天然内生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具体实践，其理论范式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关于新文明形态的构想。

20世纪前半叶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一场社会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运动。在这场知识生产运动中，晏阳初的“创造性适应”范式和费孝通的“从实求知”范式，基于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相异的研究旨趣，提供了诊断和理解中国社会的不同方法和路径，同时也为当时改造中国社会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方向。这两种知识生产范式，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遗产，对其实践逻辑的比较分析可以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带来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