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话文”并不是一个内涵单一、固定的概念。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内在地包含了调和精英与大众两种文化立场的思想努力。它既承续晚清启蒙思想家的精神流脉，同时又有意识地要打破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之间的文化区隔，因而十分强调文字上的死活、雅俗问题，并由此奠定中国俗文学在新文学建设中的典范意义。国内《新青年》阵营却重申了梁启超以来“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之间的关联，故他们对白话文的理解，从胡适关注语言层面的死活问题，重新回到了思想上的新旧之争。在这样的思想格局中，中国的旧文学非但不能作为新文学建设的典范，而且应该是全面清理的对象。这导致“白话文”概念内部的理论分裂，并引发傅斯年等更进一步的思考，最终提出“欧化白话文”的主张。欧化白话文虽然在新文化阵营内部解决了语言与思想的分裂问题，却再一次使书面语与大众的文化现状拉开距离，并使胡适的文化理想，湮没不明。白话文内部的这一理论分歧后来在19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19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实践与理论建设中都有回响，呈示出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与晚清相比，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与五四一代的思想关联更为紧密。一方面，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包括对小说文体特征的重新认识（“移人”）、以及建立在这种新认识之上的小说书写内容的别择与功能实现等，后来事实上仍为周氏兄弟、陈独秀、胡适他们在讨论新文学的建设方案时所分享，为后来新文学阵营内部对于新文学的不同的探寻，提供了思想与逻辑上的起点甚或原点；另一方面，梁启超对于文学“移人”特性的揭示，以及通过“薰”“浸”“刺”“提”四力的阐释而构筑起来的、以“情感”为纽带的作者—读者、写作—接受共同体的营建，为文学在时代启蒙工程中发挥独立的作用，提供了切实的方向与内涵，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生成的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