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这些典籍的产生与成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的经典基本上是以口头的方式集结与流行的，到了西汉，始有整体性的书写转换，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在儒家经典传衍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文字书写的出现将口语表达做了抽离化的处理，产生了提升与变形，在理解的复杂性上便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表意。因为去情景化的缘故，文字书写为后续的理解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歧义性，也打开了无限的释义空间。书写对于口语而言，不只是具体的内容得以记录，而且扩展了记忆的历史，使得片段的、不连贯的记忆变成了可以叙事的统一体，一种有限的具体性便融入了普遍的世界关系之中。从口传到记录成文，再演变成为有系统体式的各类文章，这就为书写和阅读的诠释学间架奠定了基础。在此形式转换中，汇聚成篇的经典文本成为观念交互性展开的集散地，也是人们从历史经验来观照自我、汲取思想养分的重要源泉。

“经”与“传”是儒家经典文本的两种类型，“经”是三代文明的遗典，为原初性文本，而“传”大多创作于“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之世，为解释或阐发“六经”思想的作品，传对于经文的诠解以及后续的注疏之学，构成了儒家经学的主要内容。儒家的解经之学，向来就有“以经解经”的说法，而更为普遍的情形是“以传解经”。如何从现代诠释学的眼界来分析这两种方式，将其中的内蕴给予清楚的说明，并由此揭示出传统经典解释的特征，这对于经学形态的现代理解及其诠释学意义的发掘，可能是极有帮助的。

利科提出了历史意义的三重诠释，在历史事件的陈述、构成传统的历史解释之外，还有一种理解的历史性或诠释学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对历史叙事本身的反思，构成一种哲学的追问与精神性的溯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性的考辨上。从这样的历史性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暂且超离实物、图像和文字，以及各种历史材料本身所带来的有限性之束缚，而由对象物演变的逻辑来还原或者想象历史演变所可能存在的路径，以勾勒出从“无言”世界进入到“有言”世界的图景。儒家的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而六经的起源与儒家所建构的文明史、历史观是交叠在一起的，仅从历史的事实性考论入手，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些材料的真实来源，尤其不能解释这些文献何以变成了具有某种神圣性特征的典籍。所以，儒家经典的起源就不只是文献自身的历史，它也包含了观念的演化史和精神的扩展史，是一个不断的诠释和一系列思想填充活动的结果。从口传记忆到书写记忆，从片段无序的材料到结构谨严的文本，从一般性的历史文献到体系化的哲学经典，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程，既是六经成型的前史，也是六经的演化史与建构史，正是在原本混沌迷离的状态中，六经系统才慢慢地成长起来，儒家经典的基本面貌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化，最终以华夏文明之根本正典的身份呈现于世。

经学是儒学的主体，谈儒学离不开经学，但儒学与经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前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和“后经学时代”，而每一时段的情况又很不一样。在经学解体之后，现代学术中的儒学话语基本上与经学剥离开来，变成哲学思想等形式；而经学的历史资料则流布于史学、文献学等领域，或收缩为狭小的经学史研究。这种状况已持续了百年，所形成的“经学”观念也渐成定势，使其疆域狭窄，形象枯寂，成一死学问。实际上，广义的经学既包括了围绕经典所展开的各种整理和训释工作，也涉及对这些文本所蕴含的思想义理的诠解与发挥；既有以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功夫为中坚的学问形式，也有问道求理的形而上致思趋向。作为训诂与义理并存的大系统，新的经学建构首先要冲破“以小学为经学”的狭窄观念和“即经学史以为经学”的无奈之举，将经学放到中国文化历史的宏阔视野中来理解，由经典诠释入手阐明其意义，使之从纯粹材料化的身份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