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坐自宋代以来已成为儒家功夫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它在儒家功夫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作为一种以君子和圣贤人格为追求的功夫实践而非一般的养生方法，静坐在儒家传统中究竟应当如何定位？较之佛、道以及世界上其他宗教与精神性传统的静坐实践，儒家式的静坐又有何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对此，学界迄今似未见较为全面与深入的研究。本文以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为焦点，对儒家静坐功夫论尝试予以总结性的考察，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指出静坐在整个儒家传统的功夫论中并未被作为根本性的功夫实践，主流儒者大都对静坐作为儒家功夫实践的限制有明确的自觉。其次，分析静坐在儒家传统中不被视为根本功夫实践的原因。第三，在此基础上，以佛、道以及亚伯拉罕传统静坐实践和理论为对照，指出儒家静坐功夫的特点以及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特点。

荀子的功夫论有两个方面：一是功夫实践所指向的理想人格；一是作为功夫实践具体方法的“治气养心之术”。就前者而言，荀子在继承孔、孟的“士”“君子”和“圣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君子”和“大儒”的特有观念，同时明确界说了理想人格的不同层次与形态。后者作为身心修炼的过程，指“虚一而静”的“大清明”之“心”，经由“师法”的学习，透过“礼乐”的熏陶，对治自身的“气”“性”，以“得师”和“由礼”为根本环节。“心”由“得师”“隆礼”而“化性起伪”，呈现为一个由外而内的“锻造”过程。“气”指“血气”，包括自然欲望、生理本能以及心理情绪在内的身体方面。“心”是认知、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并没有道德之“善”的内容，即便是“虚一而静”的“大清明心”，本身也不以“善”为其固有内容。由于“师法”和“礼乐”都是心外的候选对象，“治气养心之术”需要面对“师”“礼”最初如何产生以及“得师”“由礼”能否必然的问题，成就理想人格也随之成为一种或然的选择和他律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无论就个体还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实践而言，“得师”“由礼”的身心修炼更为切实可行，尤其对社会文明的建设来说，即便没有“仁义内在”的预设，也更具普遍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把帛书《五行》说部和通行本《孟子》七篇结合起来，作为了解孟子思想的整体文献依据，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可以对孟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进行全面与彻底的考察。孟子功夫论的核心观念是“心”和“气”，而孟子功夫论不同于先秦其他诸家“治气养心之术”的地方，既在于孟子对“心”和“气”的理解，也在于孟子“尽心”与“养气”的意涵。孟子的“心”是道德法则、情感和意志的三位一体，孟子的“气”则是以“仁义”为内涵、以“刚大”为特征的作为“德气”的“浩然之气”。孟子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无论“养心”还是“治气”，都不是以外在的规范来约束自然的生命，而是由内而外扩充固有的本心和德气，使之不仅流通贯注于自己作为个体的全副身心，进而遍及自我之外的他人和世间万物，展现为一种内在德性自我推动之下不断外化的过程。这一特点不仅在先秦诸家的功夫论中独树一帜，较之古希腊罗马传统特别是其中以斯多亚派为代表的“精神修炼”，孟子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不仅“心”与“身”兼顾，也更为外向和积极健动。而孟子特别提出的“大丈夫”观念，则是其身心修炼功夫所指向的理想人格。这一理想人格的“大成”，在孟子对于“圣”和“神”境界的描绘中得到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