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以生产、商业数据模型优化为主的数字化发展阶段。通过数据要素注入和聚变扩能，数字化转型的结构变迁效应将推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突出表现为产业集中度提高，行业间数字鸿沟出现，以数字密度为特征的新中心外围结构形成以及治理管理方式进一步走向透明和开放。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将对国内市场结构进行重塑，实现比较优势来源“多元化”；同时，数字货币的兴起将促进内外循环对接，推动中国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扩展和维护国家的数字主权。中国工业体系完备，数据资源丰富，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优势。要通过大力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深化数字化投资、打破数据孤岛等一系列措施，推动中国数字化转型深度展开，向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迈进。

基于余淼杰和张睿的企业−产品层面出口质量测算方法，通过对2001−2006年出口目的国及中国工资增速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增速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目的国工资增长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增速的贡献主要源于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体现了“富国效应”，行业类型不影响该结论；就作用机制来看，发达国家外溢效应主要通过要素替代效应而非收入效应实现，由此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工资增长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增速不具有显著贡献的原因，并且，发达国家外溢效应通过出口产品的进入−退出机制实现，持续出口的产品质量增速未获得显著提升。此外，中国广义工资增长对出口产品质量增速的贡献具有普适性，体现了本国竞争效应。上述结论体现了入世初期中国作为劳力丰富型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世界工厂”地位，也表明了在当前人口红利消退的大背景下中国外贸转型面临着一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