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思想和理论对于抽象的人的独立性作出了深入探讨，给了非常有力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明。但是，人并不是可以进行静态观察的抽象的社会存在物，而是在社会空间中开展行动的行动者。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以人的群集形式出现的组织，都是在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开展行动的人。特别是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处处都可以看到人的活跃的身形。然而，一旦在社会活动中去观察和认识作为行动者的人，就会发现，每一项行动都是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以至于人丧失了独立性。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如果说存在着人的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从来也未真正地获得独立性。合作治理将是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得以实现的前提下的，而且，合作治理也将会把对人的独立性的维护放在优先位置上。

在工业社会中，决策使“凡事预则立”真正落到了实处，人类亘古就有的为行动事先谋划的追求得到了决策的充分诠释。在20世纪中，随着管理学的出现和人们的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决策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并形成了一门被称作“决策科学”的学问。它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时，既有的决策方式还能不能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参与决策以及协商民主决策是否可行，就是一个不得不加以研究的问题了。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行动和决策所面对的是偶发事件，而且回应时间非常紧迫，决定了模式化、程序化的参与决策都必然存在着回应性不足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求替代性的决策方式。风险社会中的决策方式是一种“感应性决策”，是基于对风险、危机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综合因素的直接感应而做出决策的方式。

发生在18世纪的那场启蒙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解放的启蒙”。在启蒙精神的感召下，整个工业社会的发展是围绕着“解放的主题”去开展几乎一切社会活动的。到了20世纪后期，人类的解放事业似乎陷入了困境，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解放的自反”。所谓“解放”，就是要打碎一切套在人的头上的枷锁，就是要征服自然和解放生产力，就是推翻一切压迫而使人摆脱不平等、不自由的各种关系。但是，在人类所走过的每一条解放道路上，都在看似实现了解放的时候又重新建构起了压迫和束缚，甚至带来了有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威胁。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历史的再一个转折点，意味着人类将走进后工业社会。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一次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

我们既已拥有的科学是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科学研究也反映了工业社会的要求和特征,也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划界活动而确立起明确的研究对象。这样做,为我们提供了边界清晰的科学门类,充分地诠释了工业社会专业化的精神。现在,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科学的发展也同样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那就是打破领域限制和消除边界。就科学研究而言,这将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变革。工业社会的科学以及科学研究所运用的是分析性思维,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建构将会走向确立相似性思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