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以后，中国的留外学生日多，翻译、出版事业大盛，遂导致来自其中的新名词成为一种舍旧谋新的表征，逐渐流行开来，对青年读者产生的影响尤大，时人秉持“文以载政”的立场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和反思。虽然有一些人为新名词进行辩护，捍卫其出现及存在的合理性，但更多的人则是持批评态度，视其为“护过饰非”工具，被时人滥用后造成很大危害，然而这些批评并未有效遏制新名词的日益流行，乃至由此造成的“为鬼为祟”后果。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筹安会率先提出民国国体未来应该变更为君主立宪体制的主张。针对该建议可能带来的列强不承认和引发国内动乱危险，外交官汪荣宝则提出民国立君或总统世袭两种国体选择与之竞争，并获得了政府内部诸多实务派官员的支持。但因这两种建议的不伦不类，故汪论遭到筹安会和时论激烈的批评，最终袁世凯决定采用君主立宪制作为之后中国的国体选项。然而由于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不得已采取了原先被他抛弃的民国立君选项：对内称帝国和皇帝，对外仍保持民国与总统称谓。朝野关于这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颇值得进行钩沉。

自世界语在清末被推介到中国以来，许多知识精英都参与到提倡与推广世界语（或万国新语）的行动中，尤以无政府主义者最为积极，当时的刘师培就是其中的一个。对刘师培这样的世界语倡导者来讲，他们认为中国文字必须改造，中国人应该学习世界语，世界语是中国迅速学习西方、融入世界的终南捷径，由此可以实现文明开化和世界大同。不过，刘师培这样的世界语倡导者自身存在强烈的语言专制心态，将世界语的作用太过理想化，从而完全忽略了世界语本身的缺陷，使得近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虽然以“世界主义”与超越民族国家关怀为目标，但实质仍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的乌托邦追求。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逐渐成名，之后他又借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杜威访华带来的人气迅速跃升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要角。从传播学或阅读史的角度检视“五四”运动后胡适偶像地位的塑造过程和他所依赖的周边社会条件，不难发现胡适极高的情商和处世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善于利用传媒发声，并具有与各方受众展开良性互动的本领，这为其“暴得大名”和吸引受众认可打下了良好基础。概言之，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与胡适自身的刻意经营表演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其受众包括其论敌积极参与塑造的结果。揭示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新文化运动中的“互动”和“运动”因素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