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相对自由的中国思想市场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和以贺麟为代表的温和的新儒家都将其理想的新文化蓝图开放给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二者皆主张将基督教的精神与教会区分开来，他们所吸收的基督教伦理之德目同多于异，但陈独秀试图将耶稣的信仰与伦理割裂开来，截取耶稣的英雄伦理，而贺麟则坚持基督教的信仰与伦理的合一整全性，试图将基督教的宗教性伦理纳入其新心学之中。陈独秀对基督教伦理资源的开放与吸收，可能是在经过一番破坏工作后，对由颠覆本土传统所造成的伦理亏空所作的补苴罅漏；而贺麟对基督教伦理资源的吸收，则可能是在比较视野中发现了儒家本身的缺欠（如缺乏宗教的超验基础），而对儒家自身所作的补偏救弊。二者的理论工作表明，在相对自由的思想市场中，基督教伦理在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有着被取精用弘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