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扩张中，无论是城市的纵向叙事还是横向叙事，城市边界的变化都意味着国家、市场的权力博弈。在国家和资本权力的介入下，城市与乡村的权力边界逐渐从清晰变得模糊，人口被不同的权力所驱使或进入城市，或退回乡村。但是国家与资本并不能单独改写城市与乡村的边界，在两种力量的背后，社会力量分别参与其中，构成了城市叙事的重要主体；而空间的重构，则是社会力量进入城市的重要成果。空间的发现使城市研究重新反思城市的使命，一个建立在地理约束、资本约束和国家约束的社会化城市才可能承担起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公共生活的政治责任。

人民性是城市性的核心价值，贫困影响着城市的健康发展，也对城市性的自我纠正机制提出要求。从历史的角度看，城市演化对于资本与权力的双重依赖，既制约了城市总体目标的实现，也压缩了个体选择的空间，更背叛了城市性的内在价值。在城市演化的进程中，一些城市居民深陷贫困，这些贫困的发生表面上是个人选择与城市政策的失当，本质是城市变迁对于城市性的反动。城市贫困说明，只要城乡、族群、阶级不平等依然存在，城市就一定会同时存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城市反贫困的正当性在于城市性纠偏机制的激发，以人民性引导城市性的复归。

从血缘、地缘到精神，共同体有一个变迁的过程。作为制度性的共同体，国家在公共治理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在国家治理的政治叙事中，或基于文化，或基于利益，族群的多样性同样伴随着国家的形成及其变迁。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治理与族群治理无异；在民族国家及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基于族群的国家治理开始显示其内部异质性的特征，但是这种异质性总体上仍然体现为国家治理目标正义性与治理手段平等性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少数权利的差异性与国家治理整体性之间的张力。在少数权利生长的条件下，社会微观治理的权利本位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因此现代多族群的国家治理需要正视异质性与少数权利的存在，在公共治理的再平衡中体现目标一致性与政策多样性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