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对元修《辽史》的史源学探讨，把我们对《辽史》中各种相关记载的辨析与释读提高到一个全新认识层面。据此把后来称为“迭剌/律”的辽宗室所在部落关于自身的历史记忆，与活动在他们以南、自北魏起始的中原王朝正史记录中契丹人“基本核心”的史迹重加整合，从而揭示出：契丹部在7世纪中叶已攘夺奚人位于潢水流域的衙帐；辽皇室所在部是以奚人乙室活附属部落的身份，于8世纪中叶加入契丹主体的政治军事活动里去的；契丹遥辇部在大贺氏时代曾移牧老哈河，故该河在辽代记忆中又因遥辇之名而称北也里没里；而辽宗室所在部则因于9世纪下半叶驻牧东遥里水，遂以地为号而名迭剌。

姚大力认为面对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主位取径以及对于族群认同问题的新认识，现地语史料的重要性只会变得越来越突出。因为大量的主位叙事，以及与主位叙事密切相关的其他种种历史信息，事实上是蕴藏在现地语史料之中。历史书写往上走必须上升到理论的宏观层面；向下走必须坐落在细部考察与分析所必不可少的精密技术的基础上。

“边疆”的概念不同于作为线的边界，也不同于指称濒临边界线的幅员有限的边境。中国的边疆概念，要到晚清方才逐渐成熟，是指在一个规模远大于华夏、又小于“天下”的“中国”与其四邻界分判然之后，才会因中国境内有别于府县所辖之华夏的“边裔”与国界以外的“边裔”之间的归属区别而突显出来。于是边疆也就不能不主要以其民族或族裔的属性来予以界定。因而这样的中国边疆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民族性。基于中国边疆的极大一部分属于内陆亚洲的地理范围这一事实，中国边疆的民族属性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内亚性诸特征。因此在界定何谓中国时，绝不能忽略内亚诸元素在其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