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著作《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和“文学与记忆”的角度对知青叙事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说。这只是陶著的一个部分。本文专论其“知青叙事的文学记忆”，要点有三。其一，将“文化批评”中的“文化”内涵明确地界定为“人类良知暨社会正义”，从而在“有思想”的文化批评与其他文化批评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其二，以有思想的“文化批评”为尺度，可能比常规文论教程更清醒地甄别知青叙事对历史的文学取舍，分出“选择性”“见证性”这两种记忆类型，其中，梁晓声《知青》《今夜有暴风雪》和都梁《血色浪漫》属“选择性记忆”，老鬼《血色黄昏》属“见证性记忆”。其三，鉴于有思想的文化批评（作为某种“亚文学批评”）更执着于非虚构叙事的“历史见证”功能，故以此“批评”为业者，当以道义、勇气自励，此即“文化批评伦理”之第一义。

“学术民族主义”思潮在大陆美学（文论）领域绵延20年，对此，笔者有三点看法：一是不宜将自己在海内外遭逢的专业性尴尬放大为“东西方文化不平等”的标志，可能它只具“学科性”，不具“民族性”；二是包括美学（文论）在内的大陆人文学术演化境况，与国家GDP总值的世界排位之间，不呈对称性必然律，故无须诉诸举国体制；三是真愿为当代学术做出实绩的“新世代”，应拨冗体悟先哲时贤的学思人生精髓（如王国维的“学无中西之分”与钱锺书的“默存”于学，等等）。另，建议学术史提问拟取“诊断式”而非“症候式”，以及认同学界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

说朱光潜最后问世的《美学拾穗集》是“有思想的美学”，其实是说这本书不仅是作者晚年的标志性成果（具学科性），更是考辨它是有功于当初“思想解放”运动的珍贵文献（具公共性）。它有两大标志。一是“方法论转向”，即明言须将中国美学原理研究的思维准则，从对《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映论”的迷思中出走，而转向《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该书所蕴含的那个文化人类学框架（又谓“实践论”）更适合解释美在人类史的生成。这是从美学方法论角度楔入，而在 “马列主义”的反映论与源自马克思理论原型的实践论之间，划了一道无可避讳的界限，这极具公共性。二是“共同美破题”，以及为此破题而构建的关于“人性（人类一般）、人道（族群特殊）、人情（艺术个别）”的三维人学逻辑，对于召唤且驱动“人道主义回潮”为主流的第二波“思想解放”，有深意在焉。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探本”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