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要理解现代化就需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视角去审视现代化的逻辑。从本体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是各个维度的综合性结果，并且这一结果存在诸多客观标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简单的中欧比较违背了宏观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尽管中国和欧洲在16世纪之前一直是最为繁荣的地区，但两者在16−18世纪期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然而这个所谓的“大分流”却并非是理解近代世界历史的关键。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建立全球史观是科学认识现代化的关键，纯粹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亚中心的思考都会导致现代化的理解与实践的误区。比较现代化研究需要在时空视角下，以波次和地理边界为基础实现全样本分析，逐步积累、勾勒和描绘出全球范围内现代化的图景。

国家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概念。然而，国家能力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却深陷理论荒野。在实证研究中，概念和理论的混乱导致了诸多问题。在对有关国家能力结果和来源/差异的大量文献进行批判性评论的基础上，我们重构了国家能力的概念结构。具体来说，通过修正迈克尔·曼的颇具影响力的国家权力理论，我们将国家能力定义为资源和能力的结合，包括四个维度：强制能力、汲取能力、行政能力I（递送服务）和行政能力II（信息收集和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