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比较”之所以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前提反思，是因为前提的未经审视只会为任意和武断大开方便之门，从而使通达特定民族精神的整体及其根本不再成为可能。前提反思意味着要去追问：哲学比较将从何处起步、进入怎样的理论视域以及采取何种基本的理解方式，才可能具有真实的效准？所谓“真实效准”，是指依循必要的原则和尺度，以不断增益确定性的方式，使哲学比较的各方面有效地保持在同整体及其根本的有机联系中。第一，“开端的本性”对于比较不同哲学思想之传统来说具有极端重要性。如果说特定的哲学开端意味着特定精神类型的指令和定向，那么这样的命运性肇始便引领着并且规模着特定哲学的整个历史性进程。第二，在现代世界的处境中，实际发生的哲学比较不能不一般地运行于西方哲学的坐标之中，并且不能不一般地采用现代话语的形式。因此，除非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能够被明确地意识到并决定性地进入比较的视域中，否则就不可能为客观地理解古代哲学和东方哲学提供真正的基础。第三，就像哲学比较运行其上的立场要能够批判地获取一样，使比较得以开展并由以进行的“解释”也须摆脱它的天真状态。当代解释学的基本目标是要求去掌握“超越一切主观意义的现实”；必须根据这一要义来明确解释学的主旨与思想任务，来掌握它对于哲学比较来说的基础性意义。总而言之，只有在这样一些前提能够被批判的反思牢牢地把握住时，中西哲学间的比较才能摆脱它长期以来的素朴方式与天真状态，从而得到积极的展开和富有成效的推进。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对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整个中国哲学具有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其在这一建制之中的独特展开方式。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立足于此种分割—对立中“真”与“不真”的分别归属；而中国哲学则截然不同，它全体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非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它们不是作为政治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或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出现的，而是意味着哲学与政治、与历史的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而这种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的本质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的独特建制之中。可用“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概括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道器不割、体用不二，以表明这一哲学在根本上处身于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积极地生存于形而上学之外。

黑格尔对形式主义学术的批判之所以有必要被课题化，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学术整体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式主义的窠臼之中。形式主义学术立足于在近代已成为“绝对势力”的抽象知性或空疏理智，因而黑格尔始终致力于对知性形而上学开展出持续不断的批判；这一批判既针对着形式主义学术立足其上的抽象普遍性和外部反思（知性反思），又特别地针对着此种学术建制的主观主义实质。就此而言，超越抽象的普遍性或知性的有限性就成为基本的哲学任务。对于黑格尔来说，这一任务的要义可以被简要地概述为思辨的辩证法：它在以“绝对知识”超越主观思想和外部反思的同时，要求通达“真理”或“物自身”，从而构建起思想之真正的客观性，为超越形式主义学术奠定哲学基础。虽说思辨辩证法在本体论上不再能继续持立，但哲学上的真正进展−例如马克思的辩证法或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却决不意味着可以为形式主义学术大开方便之门，相反倒是意味着继承并重新开启黑格尔对形式主义批判的伟大遗产。唯当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决定性地解放出来，我们的学术才开始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学术，并因此而在学术的整体上获得强大的积极动力。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困扰了中国学界一百多年，并且至今仍然一再被重提。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同任何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言说具有本质的关联。问题的难点不仅在于西学渊源的“哲学”一词本身的高度不稳定，而且尤其在于这个外来词是否能够契合于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正当言说。在“中国−哲学”与“中国−非哲学”的对立中，需要深入到形成此种对立的基础领域之中，而“合法性”一词正就提示出这样的基础领域：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不仅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特定勾连，而且使得这种勾连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现代话语的阐释之中。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哲学”在单纯形式方面意味着：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体、精神的核心。虽说这样的表述尚不涉及实体性的内容与差别，但由于它们特别地指向文化传统的中枢，所以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觉和长久的疑惑。就此而言，所谓合法性问题乃是“中国−哲学”对于自身的疑惑。这种疑惑是和中国近代以来学术总体上的“学徒状态”相一致的，而这种疑惑的解除则有赖于学术总体在特定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正像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基础性领域中有赖于历史性实践本身的发展一样。